捍卫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的杰出学者往往被学生尊称为“大牛”，大概是说他们都是特别牛的人，既有天赋又用功，可能还都年少成名。能够被邀请开一场哈斯金斯讲座的人都是这样的“大牛”。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创立于1919年，其宗旨在于扶持美国人文学术。1983年起，该协会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举办一场以“学问生涯”为主题的哈斯金斯讲座，让嘉宾“反思自己的治学经历，以及学问生涯里的各种想法动机、偶然决断、满意和不满意的事情，并通过自己的经历，探索整个学术体制。”

《学问生涯》文集里收录了10次讲座的讲稿。1985年的主讲人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他8岁到16岁时，学的是“把一篇《泰晤士报》的社论，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的散文，再把它从拉丁文的散文译成拉丁文的诗，接着再把它从拉丁文的诗译成古希腊文的散文，最后再把它从古希腊文的散文译回成英文的散文”。他的岳父是法国人，“二战”期间住过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发现自己可以用拉丁文跟匈牙利的贵族还有波兰的知识分子交谈。

1990年的主讲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他的研究重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1914年到1923年，他就读于柏林的蒙森文法学校，该校学生要读九年拉丁语、八年法语、六年古希腊语，加上大量的德语写作和德语文学，以及一年或两年的英语（后来成了他的第五语言）。后来他学会了意大利语，他最擅长的语言之一，此外还学过一点儿西班牙语。

相对于重视文化的德国，人文学科在英美的处境一直岌岌可危。克里斯特勒说：“在我懂的所有其他西方语言中，都把同哲学、史学、语文学有关的学科称为科学，承认它们里面包含有并积累了建立在严格方法上的可靠知识。可是在英语当中，学问和学术这两个词，却不像它们应该的那样，指我们在处理一种虽然面对的对象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但是却像其他科学的知识一样既可靠又有条理的知识。”在英美，人文科学被认为是毫无用处、可有可无的知识，甚至被认为是专门给上流社会或自命不凡的人提供娱乐消遣的。

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梅纳德·迈克也感觉需要在讲座中为人文学科做出辩护：“人文学科的前景可曾完全无忧过？我以为没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工作，本质上就有难以界定处，任何社会极易视之为祸害。我们日复一日，辛苦劳作，大多时候，似乎于世无碍，只在档案堆和图书馆里扒拉，或穿梭于异域风土间，东奔西走。咱们的疏离扒拉加远近追求，虽然未必能有类似《物种起源》《资本论》或《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那样的成就，但至少偶尔也能带来意义深远的别样视角——自此而后，一切均不复原来的十足模样了。人文及艺术领域里的成就所带来的变化，兴许慢悠悠，迂回婉转些，但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还想就此理论一番，说哲学、历史、文学及艺术创作上的天才巨子大体上都白忙活了。他们也澄清问题、质疑问题，也激发问题、提出问题。”

克里斯特勒担心，他那一辈人文学者有点像康斯坦茨湖上的骑手，当他骑过的冰面于身后开始消融时，他正好安全地抵达了彼岸。美国的学术氛围非常之差，“建立在耸人听闻的主张而非坚实证据之上的趋时理论广受好评，在学术界的权力游戏中，赶时髦的人和所谓思想家往往比严肃认真的年轻学者还要吃香，受过科班训练、对某些专业能够愉快胜任者的数量，不分年龄，在整个国家中已经变得屈指可数。公共讨论甚至学术讨论水平低下，大家经常不顾事实或证据，不作理性的讨论和争论，也不管自己是否前后一致。任何五年前或最新时尚发布前说过的东西，都被认为已经是老得不可救药。传统学术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但遥远过去的很多思想和观点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可能还会是有趣而且有效的。有多少重要的课题在最近五年的文献中根本连提都没有被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