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战前的和平长久以来依靠英国这个最主要的保守势力维持，它不仅在国际结构中占据了最大利益，还自视为进步与自由的象征；而对新兴的德国来说，英国所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还压制着德国本应得到的利益。那句“我们也要有太阳底下的地盘”就赤裸裸地代表了当时德国那种不可掩饰的野心。战争的爆发也意味着旧秩序既不愿让步，新兴力量又无法得到满足，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通过战争来做剧烈的调整。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很好地描述了这一幕：“事物崩解，中心不稳。”

到1900年前后，正如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所言，大航海时代结束了，那个曾经在发现的眼睛之前不断敞开的世界，在经历数百年后都已被发现无余，也都各有其主，世界开始封闭了。对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稳定固化的权力结构，一个无法再增长、开拓的世界。对后来者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既然不能再开辟新世界，那就要对已知的旧世界重新分配。这样，世界在封闭之后转而向内坍塌。 简单地说，战前的和平长久以来依靠英国这个最主要的保守势力维持，它不仅在国际结构中占据了最大利益，还自视为进步与自由的象征；而对新兴的德国来说，英国所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还压制着德国本应得到的利益

《春之祭》从文化史的角度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那场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对旧秩序的宏大反叛，而这种普遍的内在冲动早已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燃起。

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希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不仅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还将带来变革。因为战前那漫长的和平年代尽管宁静，但由于它在社会快速变化时并不伴随着结构性的调整，因而已经让很多人日益感到沉闷而不满。事实上，战后人们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幻灭，既是因为造成的破坏之大远超想象，但也更因为预料中的改变都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多，甚至根本没解决问题，死了几百万人，却只不过让战线来回移动了几千米，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诞的了。如果说战争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那么现在第一次证明，它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虽然后来的“二战”更惨烈、破坏性更大，但至少对那一代欧洲人来说，“一战”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却更为深远——长久宁静之后的破坏让人难以接受，相比起来，破坏之后的再度破坏反倒麻木了。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下了小说《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他在后记中的叹息，证明那个世界还在继续崩塌：“……我们这些老人却来自于旧时代，那些曾被我们高度认同的世界观如今却成了可笑荒唐的昨日黄花。时代惊人地变快了，更年轻的人们不再以年龄段、时代或至少5年期来计量时间，而是以每一年，所以相信1903年的人与相信1904年的人已经有代沟了。一切都变得可疑，令人不安，甚至常常让人惊恐。”

管宁静，但由于它在社会快速变化时并不伴随着结构性的调整，因而已经让很多人日益感到沉闷而不满。事实上，战后人们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幻灭，既是因为造成的破坏之大远超想象，但也更因为预料中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春之祭》本身的书写就像是沉醉在对复原那段历史的审美体验之中，那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歌剧。

“一战”本身就是一场“文化”对“文明”的战争：保守倾向的英法所讲究的是从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文明”（Civilization），但在反叛者看来，在戴着谦恭有礼和尊重国际法的虚伪面具下，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德国所推崇的“文化”（Kultur）则更偏向精神、道德与意志，按斯宾格勒的观点，那是生命进程或历史的基本现象，所有历史的文化象征都暗示着生命的形而上奥秘——这种带有神秘倾向的内在冲动，在英国的“文明人”看来则是非理性的、不守文明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