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酒吧问题

“复杂性”这个概念开始频繁出现于我的认知视野，是在2018年。第一次接触这个词，是写过《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一书的认知科学家侯世达来北京，谈到人工智能的进化。他说，20世纪80年代曾尝试过用基因算法来使人工智能模拟生命进化，但至今没有找到和基因相应的遗传结构能将基因与其他系统联系起来。他推荐我去读他的学生梅拉妮·米歇尔的书《复杂性科学导读》（Complexity：A Guided Tour）。通过这本书，我初步了解到“复杂性”是什么：蚁群、大脑、免疫系统、经济体系和互联网等这些系统，都有一些从抽象层面提炼出来的系统存在的共性，比如大量个体的集体行为、信息处理机制、适应性等。所谓复杂性，就是这些不存在中央控制的系统，能通过个体简单行为的规则，以难以预测的方式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和信息处理机制，这就是“涌现秩序”和“自组织行为”；而这些组成系统的多个元素，要适应它们自己创造出的模式。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希尔伯特问题、哥德尔定理、图灵机、计算机的自我复制、进化算法、分形结构等，这些也都是侯世达研究的有趣问题。

一个多月后，复杂性科学的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来北京。继《技术的本质：技术如何进化》这本经典名作后，他又写了《复杂经济学：经济思维的新框架》这本书。我在海淀书城听了他的演讲，获知了他的复杂经济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已脱离了现实，因为它假设人们都是理性的，在一个静态、均衡的世界中进行决策，我们需要新的框架。复杂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不一定处于均衡状态这个基本命题的基础上。它认为，经济主体，如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策略，以对他们共同创造的结果作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进一步改变了结果，需要他们重新进行调整。这是一个信念和策略不断接受它们所创造的结果或“生态”检验的世界，所形成的模式或现象以一定概率出现，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消散，主要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之间发挥作用。我还了解到，阿瑟提出的“收益递增”理论在获得经济学界承认之前历经了十几年的挫折，因为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秩序，将经济系统逐渐带向混沌的边缘。在他刚刚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收益递增”被其他经济学家视为“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得不宣布它不合法”。

在他的《复杂经济学》一书中，有一个“爱尔法鲁酒吧”问题，让我对复杂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是他在圣塔菲研究所尝试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以归纳方式对经济决策进行建模时，不经意间发现的一个悖论。圣塔菲研究所附近有一家“爱尔法鲁”酒吧，每周四晚上都有音乐表演。酒吧容量有限，人们的决策往往就是预测人不多，他们就去；预测人多，他们就不去。悖论是：如果人们都预测“很多人会去酒吧”，那就会导致酒吧几乎没人；反过来，如果大家都预测“不会有什么人去酒吧”，结果就是酒吧爆满——理性预期导致的结果恰恰是对预期的自我否定。

阿瑟构造了一个问题，用归纳推理的方式来建模。假定独立决策者为100人，而酒吧空间容纳60人是舒适度的上限；没有人提前知道当晚来酒吧的确切人数，每个人都按照“去酒吧的人数是否会超过60人”来做决策。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来酒吧的人数将如何动态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力学机制又是什么呢？他建立了动态模型进行计算机实验，发现随着时间变化，将会有40%的人预测到场人数高于60人，60%的人预测到场人数少于60人，预测总体可以分为60∶40两类，即使每一类里具体成员有变化，但整体轮廓不变；而平均到场人数会收敛到60人左右。这说明，这个预测系统进化为了一个自适应的复杂系统。这也能够看出，阿瑟的复杂经济学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经济的，他将经济视作不断进行自我计算、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的动态系统，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意义构建和变化，是一门以预测、反应、创新和替代为基础的“动词”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