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南说，比起美国版的封面，他更喜欢《我们的孩子》中文版的封面。美国的星条旗被设计成了一个跑道，终点是“成功”二字，但在起点处，不同的赛道被分成不同的起点——富人家的孩子站在靠前的位置，穷人家的孩子则远远落后。

对美国人来说，好的教育，好的职业，快乐的生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人生价值，这些都是关于“成功”最朴素的定义。

“美国人大体上并不相信完美的平等。我们可以接受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成功，因为每个人的天赋和后天付出的努力不同。所谓‘美国梦’，就是我们相信，无论终点如何，至少每个人都公平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获得成功。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选择正确的父母，站在正确的跑道上，成了一个人一生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

200多年前，美国建国，《独立宣言》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如今的美国显然背道而驰。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曾任克林顿、小布什、奥马巴三任总统的资深顾问，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独自打保龄》，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关系网的不断坍塌，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际疏离，个人沦为一个个原子式的存在，整个社会则渐渐如一盘散沙。此后，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不平等问题上。在美国，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集中在成年人，而他希望把焦点放在孩子身上。因为他认为过去40年来，随着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最为凸显的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富裕和高知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人际网络和社会视野，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在各个维度上都缺乏对等的机会。

“最近数十年来，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这是帕特南的研究团队以好几年的时间，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不同地区的107位年轻人，并结合大量社会统计数据和报告得出的结论。

他们的田野调查是从帕特南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开始的。在帕特南的青少年时代，作为一个美国中西部小镇，克林顿港虽然规模不大，种族构成也谈不上多元，但除此之外，无论从人口、经济到教育、社会、政治来看，都是一个可以代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微观缩影。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独自打保龄”之前的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与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水平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种族间通婚与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被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

以他自己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同学为例，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几乎每个人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他们的人生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而非他们的阶层。

比如他的高中同学唐，出生于工人家庭，家境贫寒，但父母关系和睦。唐学业优秀，有运动天赋，父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时刻督促他上大学。为他提供人生指引的还有社区的教会，唐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

他的另一个同学弗兰克，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被教育不可炫富。他学习资质平平，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海军，退役后在一家报纸做了25年的编辑，最后还因为人事变动被炒了鱿鱼。之后，他重回克林顿港，半退休地在家族企业里做事。家族财富虽然保护他不至于因为生活的碰壁而伤痕累累，但也绝非可以助他一飞冲天。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帕特南说，“无论出身如何，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体面的人生机遇。”

所以，一直以来，这位中西部小镇平民出身的哈佛教授都是“美国梦”的坚定信奉者。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当他的研究团队重返他的家乡时，却发现“曾经的克林顿港早已不知去处，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经济繁荣、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以及惠及所有家庭的平等机会”。

由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境况恶化，他们的家庭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都快速衰退，很多孩子早早辍学，打架吸毒，前途一片黯淡。与之相对，中上阶层的孩子则得到来自家庭、学校与社区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他们从一入学父母就存好了教育基金，他们被送去学习乐器、绘画等各种才艺，参加各种夏令营和旅游项目，参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及各种出国留学的计划。他们还得到来自学校、社区的长辈们的指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