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缥缈的山水画，也不似中西文明遭遇初期的旅行素描，大半只凭事后回忆推测，中国的宫阙城池，如今在比托（Felice Beato）的镜头中有了另一种栩栩如真的维度。对于早期摄影的历史而言，他拍摄的每个国家地区，克里米亚，印度、中国、日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细节的程度现在看来还触目惊心。在此之前，不要说如此距离细细打量，外人就是靠近一点，也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在1860年秋天那个不祥的月份里，大清帝国的当权者，居然主动邀请它的“客人”来“瞻仰”自己了。

英法侵略军与清政府订下了城下之盟，“庚申之变”的善后者恭亲王奕訢特许一部分外国人入城参观，于是有了比托一系列北京城内的照片，甚至拍摄了恭亲王本人。在那张著名的故宫午门的“第一张”照片中，你会看到闭门不出的宫禁，鬼魅般的寂静——这种寂静，可能源于早期摄影的特点，火棉胶湿版法拍摄洗印的蛋白照片，曝光时间比现在长，亮白的天空比原本更高亮，黝黑的部分看上去更沉郁，而且不易捕捉动态的对象，人物固不多见，迎风摆动的树木也难免有些模糊。但是另一种技术“细节”更不容忽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尽管是举办献俘、朝会等一系列重要仪式的地方，照片里钉了“麻揪”的宫墙上却尽是斑驳脱落的墙皮——后来，比托把他的照片卖给了伦敦的商人亨利·赫林，隔着万里大洋，“盛世”的真实外表，至少是与文字中想象的不同了。

摄影因此改变了东西方的关系，也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个视觉的触发点现在看来还有意义。现在看这些蛋白照片，一方面保存完好依然清晰，物象的真实感和今天似乎零距离，一方面它又是这么“老”的照片了，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它的老旧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黄变色，像硝化纤维相纸冲印的照片那样，而是隐伏着一种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法，坐标是整整160年之前。

在比托拍摄的老北京的照片里，在安定门附近城墙上拍摄的一张，又是特殊视角中的特殊了。因为它同时显示了北京城的“内”和“外”。通过大量的研究我们知道了比托参与英法联军侵略北京的整个过程。我们知道他不止一次地去过北京城里，目睹了中外换约的热闹场面，也曾穿过南城熙熙攘攘的闹市，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拍摄对象大量集中在战争场面和郊野风景，宫苑建筑只是零星一见，对我们今天大感兴趣的“老北京”城市乃至它的精华部分，比托的镜头只是略有涉及。就在英军统帅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的那一天，这位随军摄影师竟然神秘地缺席了，以至于我们今天看不到“万园之园”最后时刻的哪怕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已久的“圆明园的仅存照片”，仅仅是清漪园（颐和园）的一两幢建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