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星战现象”

1979年4月，科波拉终于完成了越战背景的《现代启示录》，他给自己办了一个挺浮夸的派对来庆祝。电影史学者彼得·比斯金德（Peter Biskind）曾见证这次派对，他在《从<逍遥骑士>到<愤怒的公牛>》（Easy Riders，Raging Bulls）一书中纪录了此番见闻：卢卡斯拽着罗伯特·德·尼罗和丹尼斯·霍珀，一起快乐地唱起了歌，歌词是“好莱坞终将是我们的，好莱坞终将是我们的”，那个时候，他们当中最有权力的人当然是科波拉，因为《教父》，这位意大利导演在好莱坞风光一时无二。只不过，科波拉固然地位崇高，而且最终完成了《教父》三部曲，却没有在商业层面成为主宰好莱坞的那个人。做到这一点的人恰恰是卢卡斯。

卢卡斯凭借的当然是他的“星战宇宙”，及背后的视效巨头“工业光魔”。这个宇宙从1977年到2013年制造的产业价值超过400亿美元。2012年，卢卡斯把他的“卢卡斯影业”卖给了迪斯尼，从此不再对“星战”有发言权，但也从此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1977年5月25日，《星球大战》（后来也称为《星球大战4：新希望》）上映。最开始整个美国只有32家影院为它排了片，这个数字在上映第13周达到了惊人的1096家。其中洛杉矶著名的中国剧院当然是头32家之一。很多星战迷都声称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观看时的感受，特别是，1977年5月底的这个周末它迎接的头一批观众。

后来也加入“工业光魔”的约翰·雷斯特（John Lasseter）是其中之一：“我当时还在电影学院，首映那个周末，我到中国剧院排了整整6个小时的队。”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回忆：“首映当天，我和我妻子看完第一遍，径直走向买票队伍，排两个小时重新再看一遍，像我们这样的观众当天还有许许多多。” 2017年，星战40周年时，铺天盖地的回忆文章讲述他们的“私人星战回忆”，其中关于最初印象，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

他们没见过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电影开头庞大的巡洋舰轰隆隆从你头顶飞过，激烈的战机追逐场面，以及电影院门口人潮涌动的景象。电影院外排队人群的狂热，与电影院内观众内心的澎湃似乎在互相呼应，共同确定了1977年在这一代人集体回忆中的位置。

电影之外，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精神，基本被越战、嬉皮士与暗杀这三个关键词所定义。《雌雄大盗》开启的“新好莱坞时代”，正是写满了对离经叛道的追求和对墨守成规的拒绝，他们想要的是《逍遥骑士》中所说的那种“自由”。此后的“星战”成为一个广阔的宇宙，它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死忠粉，自成一个世界，同时也以不可思议的力量，长期驻守在美国社会，成为同代人之间交流的语汇。

《星球大战》的热潮是从1977年5月底开始的，接下来半年时间里，几乎每周都是票房冠军，未有其他任何上映新片撼动它的位置。到了年底，就像我们今天仍努力在“盘点”，当年的媒体不约而同将《星球大战》列为“年度现象”反复咀嚼与分析。科幻小说作家本·波瓦（Ben Bova）该年11月13日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好莱坞需要从外太空获利”。

作为科幻小说家，本·波瓦当时已著作颇丰，并且在著名科幻杂志《Analog Magazine》任主编。当时科幻小说作为类型文学发展了50年时间，尽管多数作品都毫无保留价值，整体上仍然是“要求读者思考的小众理性文学类别”。所以，当他注意到原本理智成熟的成年人，疯狂地八次九次重刷同一部电影时，他感到十分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科幻电影的受众反而与科幻文学读者的气质大相径庭。他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科幻电影将重点放在了华丽的视觉特效上，而非对未来的深刻思考。

卢卡斯的确也未将《星球大战》当作狭义上的“科幻电影”来创作，而只是一个“太空幻想”，他的灵感来源是上世纪30年代科幻小说里常见的元素：外星人入侵地球，镭射枪以及星际飞船。

《星球大战》的确不是凭空出现的。1977年，离公认的“科幻电影里程碑”《2001：太空漫游》上映已经过去近10年。这部“尽可能多音乐和尽可能少台词”的视觉科幻片花去库布里克3年时间。另一部同样被影史记住的科幻电影是《人猿星球》。说起来，这两部电影还在同一天上映，只不过，从票房上看后者显然要更成功，它获得了3250万美元的票房，而《2001：太空漫游》当年并未能收回它105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这个事实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本·波瓦所说的“科幻电影作为大众产品”的特质。

此外，动作冒险电影一直受到人们喜欢，人们已习惯于享受连载漫画带来的悬疑乐趣。1966～1969年期间播出的《星际迷航》电视剧也值得提及，毕竟对那些没有看过《星球大战》的人来说，光听名字，没准儿还会把两者搞混。

然而，现象级的《星球大战》中那些当时观众头一次见到的东西，年轻一代再回过头去看，已很难感到同等级别的视觉冲击，这也是视觉特效最令人伤感之处：它只能对同时代的观众产生真正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