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宙

梅菜扣肉、鲤鱼汤、腊梅、扇子舞、蕨菜、小提琴、二胡、萤火虫、燕子......如果你想记录纪录片《四个春天》的情节，最终留下的可能就是这些田园式的关键词——在105分钟的片子里，除了极少数的叙事情节外，大部分镜头都散落在这些美好的日常细节里。你很难用文字去传达这部片子究竟拍了一个什么故事，但这也并不妨碍来自这些细节里，充盈的感动。

最早，《四个春天》是导演陆庆屹为自己的父母拍的。那时，北漂的他还不算一名导演，住在东六环，爱摄影，爱养花，喜欢在豆瓣上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他发现，无论是在《回家》的相册里分享父母和老家的照片，还是在日记里写下《我爸》和《我妈》的故事，豆瓣网友的点赞与分享量都远远高于平日。后来，换了一部带摄像功能的尼康D800相机后，每年春天回家，他开始把镜头对准了远在贵州黔南小县城里的父母，拍摄他们，及其身边的一切。

父亲陆运坤是个退休教师，寡言而温和，爱摄影摄像，喜爱音乐，能够来两下子的乐器多达20多种，80多岁了，还对着儿子手写的操作步骤一点点在电脑软件上学习剪片。母亲李桂贤则热情直爽，过去是县里尽人皆知的山歌歌手，平日里忙活着做饭择菜，也不忘随时在厨房和饭桌上尽情歌唱。

第一个春天是最为忙碌的。儿女们还没到齐，母亲就在家里写好了年夜饭菜单，父亲把熏好的大串大串的腊肉提溜出来，再把梅菜扣肉用碗盖好送进蒸锅。一年一度的点爆竹也是一项刺激的事，点燃爆竹一端后，父亲像个小孩一般，龇着牙快速逃跑，只怕噼里啪啦的爆竹在身后追赶上来。还有那邻居们送上的一盆腊梅，登山时鞋底掉了临

时包扎好的草鞋，还是在天井边互相帮忙挑染的黑发，在陆庆屹的镜头下，父母微小而美好的生活扑面而来。如他们山歌里唱的:“不会娱乐的是蠢材”。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是一种中国人非常能理解的情感，一个一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的情感自然就达到了。”制片人赵珣说。

第一次看片后，赵珣就决定投资这部片子，理由是，拍给自己的父母看。在她的记忆里，一同外出时，父亲总是走在母亲的前面，在家里也不愿意表达情感，就连女儿过生日时也不愿意发表一次夸奖。“我一直希望他们现在依然是一个年轻的状态，多表达自己，而不是60多岁就被整个社会定义成老年人。”

导演陆庆屹也在一次观影交流会中说，“我的父母是被时代淹没的一代人。”“不一定是政治原因，还有科技、文化等原因，他们被时代淹没了。我觉得在这滚滚的时代洪流里，至少应该给他们留一个出口。”赵珣说。

但真实的生活远不只有美好。第二个春天来临时，陆家突然遭遇了生离死别的重大变迁。陆庆屹50岁的姐姐得了重病，在一家人的照料下离世了。

这段往事仅在姐姐临终和追悼时保留了一些镜头，但在直观的叙事之外，依然可以看到亲人的离世给这个家庭蒙上的灰度。父亲很少再翻出他的小提琴、锯琴、二胡，而是一遍遍地翻看旧日的录像带，母亲也沉默了许多，再也不能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判断出，“是庆伟(姐姐)”。一家人吃饭永远会多一双碗筷和一把椅子，那是为庆伟留的。

春去秋来，当满满的4个春天在视频剪辑台上按照浓缩的时间线排列时，你能明显地感知到时间的残酷与无情。最明显的是父亲，女儿去世后，他衰老得厉害，过去那个手里总有点活儿干的老头在时间的注视下慢慢变得木讷与迟钝，最明显的是那双朦胧的、不再那么关注世界的双眼。

2016年之后，因为害怕镜头记录下的衰老，父母逐渐拒绝了陆庆屹的拍摄。陆庆屹也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买了2000多块钱的电影书籍，边学边剪辑片子。

花了20多个月，陆庆屹在250多小时的素材中剪出了5个小时的初稿片。深陷于素材剪不动时，他找来好友帮忙。艺术家刘耀华时其中之一，他们常常在六环外没有暖气和空调的平房里深夜讨论。

有一个片段，灯下，父母坐在一起，母亲突然抬头说，“起风了。”下一个画面原本衔接着两人在荒野中行走、风特别大的画面，但经过两人一番商讨后，改成了窗外的绳子上，随风摇曳的菜叶，“平静是有力量的，有时候越平静，背后越有一种暗流涌动的力量。”刘耀华说。

最后，105分钟的正片里，陆庆屹留下来的是那些最为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