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鬼乐园”里独自喝酒的中年人

工厂与重金属

上个月，沈阳作家班宇和兄长阿白喝了一顿酒。阿白曾经是沈阳地下乐队“搅水男孩”的主唱，也搞过戏剧和电影放映，现在偶尔写作。

当年，班宇还是个初中生，是能在酒吧和地下演出现场见到的最小的几个孩子之一。据阿白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开的发廊，一群朋克小孩在那儿瞎胡闹。一个白面小书生突然进来，还戴了副小眼镜。他认识阿白，看过他演出，两人互留了电话。

那时阿白已经从工厂里出来，专心搞乐队。班宇在萃文中学读书，那是一个重点中学。

2002年圣诞节，阿白和他的乐队在演出现场改编《铃儿响叮当》，唱出“叮叮当，叮叮当，穷得响叮当……”时，班宇正站在台下，联想到自己的生活，以及被这生活所累的人。

很多年后，阿白看了班宇的小说《冬泳》，感到有些惭愧。班宇笔下那些人的情感和困惑他应该更懂得如何讲述。

班宇见证过那生活，而阿白经历过。1994年年底，他18岁，从出生到18岁，他都混迹在沈阳，尤其是铁西区，从子弟幼儿园上到子弟小学、初中，病了就去工厂医院看大夫，业余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长大后又被定向培养成技术工人，子承父业，一毕业就进了工厂。

1980年3月，沈阳市一名二级工每月30～40元工资，夫妻二人养一个孩子的确是非常艰难（李晓斌摄，视觉中国供图）

但阿白没有父辈幸运，错过了好时候。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那时，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苗头，绝大多数人依然紧抱着手中的“铁饭碗”。

1995年之后，桥梁厂、重型机械厂等一些大企业也快撑不住了。先知先觉的人开始想办法，有人从濒临崩溃的工厂里谋取最大利益。班宇在短篇小说《梯形夕阳》里写到的确有其事，科长和财务合谋，骗走债款。

即便遵纪守法，脑子活络的年轻人也开始想出路。有人耍赖请了病假，跑去广州进牛仔裤，成捆成捆地背回来，卖给同样心思活络的年轻人。有人耍赖请了病假，跑去做小生意，从推车卖货到有了自己的小档口，当年全国知名、俄罗斯人都去买日化的沈阳五爱市场能发展起来，也有他们的贡献。还有人耍赖请了病假，也不干什么，就是混日子，在工厂里是混，在哪儿不是混呢。

还坚守在厂里的年轻人要么勤勤恳恳干活，过一天就多赚一天钱，要么就做起了白日梦。阿白的车间里就有个小孩，17岁，戴个眼镜，自己还印了个名片，职位大概是宇宙事务研究所所长之类，每日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游荡外太空。还有个师弟是蹦迪狂人，到处找人蹭舞票，蹭到了就蹬个自行车，下了班就往舞厅赶，一蹦蹦半宿。第二天去上班，蹦迪的热情还不能完全消退，午休时间就在车间里续上一段，自己唱歌喊节拍，动作舒展、激烈。上午劳作时挂的满脸铁锈还在，水泥地上全是灰，一折腾就尘土飞扬。大家拿他当笑话，但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沉闷工作里为数不多的欢快时刻。

年轻人可以逃避，可以寻找新活路。最惨的是那些四十郎当岁的中年人。从小吃大锅饭，旱涝保收了半辈子，大多数人怎么都不相信，厂子真能不管他们。一开始，他们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等。等工资，即便一年只象征性地发三次，他们也相信，工厂欠大家的钱早晚会还。等开工，工厂被切了水电，订单停了，领导干部会去疏通，复工是早晚的事。等买断、等并轨、等离退休……私营和小体量的工厂倒闭、改制得早，群众幻灭得早，转个身从头再来，反而轻盈。上万人的企业大部分在铁西，努力维持到了最后，那些越晚脱离体制的人赚钱的路子就越窄。

1990年，在铁路道口等候通行的下班工人（视觉中国供图）

1996年，阿白家附近的沈阳拖拉机厂破产了，上万人丢了工作，大家堵在工厂门口要讨个说法。当时的沈阳重型机械厂面临改制重组，法院来讨债，能用来抵债的移动资产只有一辆面包车。 

“2000年前后，这样的事儿多着呢。”阿白轻描淡写。

那时，阿白迷上了萨特和摇滚乐，回家就打开录音机，把音乐放到最大声。妈妈不能理解，白天在车间里听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怎么回家还要听这些个震耳欲聋的音乐。阿白说，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白天那震耳欲聋是我不需要的，夜晚这些才是属于我的。

听得多了，阿白就动了实践的心思。他找来当时一起在工厂工作的哥们，让他做乐队鼓手，又去别处搜罗了一圈，找来吉他和贝斯，搅水男孩——一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乐队就算成立了。

后来，策划了“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的策展人董冰峰和我说，尽管有不少来自鲁迅美术学院和各大高校的文艺青年，但当年铁西区出的那些乐队，大多是工厂子弟。“铁西区的乐队很好辨认。”阿白说。用北京话形容就是“混不吝”，都狠，都暴躁，更擅长愤怒。这个劲儿是怎么来的？“在车间，你天天闻的是铁锈味，吃的是水泥地的灰，听的是轰隆隆的机器声。回到宿舍楼，不得志的男人和老婆吵架、骂孩子，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不暴躁吗？”

“东北容易出朋克和重金属。”这是阿白后来总结的，参考的是伦敦和曼彻斯特工业萧条期的经验。都是事后总结，班宇对此持保留意见。

尽管从初中起就混迹在沈阳地下摇滚圈各大场子，也听说或亲历过不少摇滚圈或疯狂或残酷的事，但这小众文化从未出现在班宇的小说里。躁动的音乐内化为一种力量，变成他小说叙述的节奏。在《冬泳》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大多沉默地接受了下岗、被权力压迫或被同样陷入困境的人欺骗。

所有人的愤怒都没踩在点儿上。《冬泳》里，“我”忍住了一路的羞辱，把钱递到了对方手上，人都离开了，才想起捡块砖头，追回去拍死对方。《盘锦豹子》里，压抑多年的孙旭东在要债人追上门那一刻才爆发出迟到多年的嘶吼。

故事是虚构的，但愤怒的经验和审美班宇是从生活中得来的。《盘锦豹子》里孙旭东的原型是他的一个亲戚。这不是朋克和重金属的愤怒方式，却是班宇小说里和当年无措的工人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