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耿军，黑龙江鹤岗人，喜欢自称来京务工人员（者也 摄）

口述/耿军 采访/艾江涛

厚厚的积雪，不时闪过的运煤车，衰败的街巷，简陋的内室。导演耿军的影像中，始终充斥着家乡鹤岗市南山区郊区生活的记忆。

1976年，耿军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家里因为地少，在他四五岁时搬到尚志县，也就是如今已划归哈尔滨市的尚志市。8岁那年，父母为了让他和弟弟有更好的读书条件，全家又搬到了黑龙江西北角一个以煤闻名的边城：鹤岗。用耿军的话说，这段搬家史，完成了从农业区，到林业区，再到煤矿工业区的跃迁。

1996年来北京打拼前，耿军一直生活在那个承载他所有青春记忆的片区。2015年，回老家拍摄电影《轻松加愉快》时，他发现这里已逐渐凋敝，没有了昔日兴盛的景象。第二年起，在政府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中，这里被陆续拆迁殆尽，一切定格于最后的影像记录。

“电影中拍摄的那个片区，承载了我们这代人从所谓的国营时代，到公私合营时代，再到个体时代的记忆。”这也是耿军喜欢以此为影片取景地的原因。

因为煤矿工作太危险，改行开出租车，却因为陷入毁灭性的爱情而自杀的青年；希望寻找更体面的工作，却长期待业，最终为朋友出头而被打残的青年；游走于工地与发廊之间，在受伤与失落中，最终硬着头皮面对现实的青年。耿军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在家乡与自己一起成长的一个个失败的个体命运。

那种命运，是一种生活的循环。耿军说，如果自己不来北京，1995年中专毕业后，自己也会陷入那样一种循环：跟随父母在家养鸡，买饲料，收拾鸡粪，卖鸡蛋，淘汰鸡。对于那些矿上子弟来说，如果不是考学远走他乡，则陷入另一种循环：下井、打零工、混迹街头，最终或者牺牲，或者成为安稳的一员。

2003年，因结核病在家休养的耿军，拍摄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片《山楂》，讲述一个到当地煤矿打工的外来者，受到别人欺负，想在离开前报复，却因胆怯懦弱最终放弃的故事。那种情感上的共鸣，正源于耿军在北京，同样作为外来务工者五六年的生活经历。

直到今天，耿军始终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在京务工人员。他愿意用家乡而非故乡，指称那个生活多年依然与他有着太多联系的地方。作为家乡的叛徒，无论对于过去的记忆，还是眼下的现实，他都无意美化：“家乡的生活是一种你讨厌的循环。到北京之后，你发现这里是另外一种循环。你真的以为你来到了更好的地方吗？未必。”

在北京朝阳区黑鳍工作室，当我看完耿军的几部电影，走出放映室时，发现他已在一张沙发上酣然入睡，鼾声如雷。

以下为耿军口述。

鹤岗不但是煤城，同时西邻小兴安岭，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图为大马河林场满身霜雪的马匹（肖殿昌 摄）

矿区的转变

我八岁到了鹤岗，搬到一个叫南山区获胜村的地方，也是我在电影中主要描述的地方。我家附近就有三个煤矿，我们那儿叫南山区，最大的矿是南山矿。周围矿上有四所学校，我就读的学校属于南山矿，叫南岗小学。

因为是矿区，路不平，有大上坡大下坡，我们经常会扒运煤车、运粮食的车、运蔬菜的车去学校。有时候车速太快，到学校路口下不来，一直要到下面铁道口，车速慢下来，才能下来。

矿工子弟分两块。像我们那种地方，基本上男人是一家之主，女的一大半不上班，那种家庭靠一个男的，养两三个孩子，过得也不太好。还有一种双职工家庭，两口子上班，养一个孩子，这种家庭里面有水果，有奶糖。在那个匮乏的年代，我们基本上厚着脸皮，忍着害臊，去人家家里吃点东西。

上小学那会儿，因为我们住郊区平房，洗澡很难，经常走差不多三公里路，到一个大煤矿的公共浴池洗澡。

矿区的澡堂，浴池差不多有300平方米那么大，人最密集的时候，可能会有上百人围在四周，完了中间还有人。煤矿里上班的很多年轻人把那儿当游泳池，在里面游来游去。那个时候煤矿经济好，三班倒。一升井，工人们从煤矿大门出来，很有气势。我们去洗，要赶在工人没下班的时候，澡堂里面干净。有时去正赶上他们下班，整个浴池瞬间就黑掉了。

中学时，我就读的学校叫南山矿第三中学。因为是矿区学校，每年五月份植树，我们都能吃到矿区的保健饭，像过节一样。这些保健饭，平时做给井下的矿工吃，有面包、咸鸭蛋、香肠。面包好到什么程度？鸡蛋放得特别多，糖馅儿，最牛的还有肉馅儿。那些矿上的子弟，上学时候会带保健饭，我们带的是妈妈蒸的馒头和炒菜，经常交换着吃。

鹤岗那会儿有很多外来者，我家好多邻居，就有从四川、河南来煤矿讨生活的人。他们跟我们最大的区别是语言不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东北永远穿不暖，永远是冻得脸色发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