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的著作《基督教欧洲的剧变（1517~1648）》

欧洲是一种智性构建

在世界七大洲中，就数欧洲最为特殊。其他各洲都是相对独立的大陆，欧洲却是亚欧大陆西北角的一个半岛。当然，它也有乌拉尔山脉和高加索山脉作为地理分界，不过，这很难逃脱一个质问：如果这就可以构成一个洲，那为什么同样有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脉为界的印度次大陆不能单独划分为一个洲呢？

因此，“欧洲”并非天然的地理事实，而是观念的产物。它起源于居住于此的人们心中一种普遍的自我认同：自己与那些亚洲和非洲的邻居是有所不同的。这种明确的整体意识，直到近百年前，除了美洲之外，在其他各洲恐怕都是缺失的。梁启超直到1890年在上海的书店里读到《瀛寰志略》，才知道中国位于亚洲。也就是说，世代生活在亚洲的人，并不一定知道脚下的土地是“亚洲”，也不会将自己看作是“亚洲人”——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亚洲”原本就是欧洲发明的概念。

即便在欧洲，用“欧洲”来界定自己所居住的大陆其实也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欧罗巴”（Europe）一词原本在古希腊神话中是被大神宙斯劫持的腓尼基公主之名，后来以此命名她渡海后落脚的这块土地，但在很长的岁月里并未扩散到如今所说的“欧洲”。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更重要的概念无疑是“罗马世界”，但那却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地理范畴——对罗马人来说，大海彼岸的埃及显然比边墙外的日耳曼森林更像是与自己同属一个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取而代之的同样是一个边界变动不定的“基督教世界”，构成边界的从政治边疆变成了宗教分界，但仍然不是地理界线。

就此而言，“欧洲”意识的形成，与这块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因为正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欧洲人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其他不同大陆人群的差异，多样化的交流动摇了千年来的宗教归属感，加上理性的兴起、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助产，作为地理实体的“欧洲”终于呱呱坠地。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在《企鹅欧洲史》第五卷中，准确地指出了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这个转折时期，“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地理空间的“欧洲”是人文主义者的智性构建，一种世俗的自我定位。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