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视觉中国供图）

1926年的书信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的开头，他描写了20多年前与里尔克的首次相遇：

1900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早晨，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乘坐火车去奥德萨旅行。列车开动之前，只见窗外走来一个披着黑色奥地利蒂罗尔式斗篷的人，还有一个高个子女人与他同行。两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攀谈起来，那位陌生的男人一直说着德语。帕斯捷尔纳克回忆道：“我虽然熟练地掌握了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途中，两人又再次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包厢与父亲聊天，“然后，他俩告辞回了自己的车厢……人的面孔和发生的事情有时会被淡忘，甚至可以设想，会被永久地淡忘”。

但是这件事情却没有被帕斯捷尔纳克忘记，相反，这仅有的一次与里尔克的会面成了他记忆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在20多年之后，这位穿着黑色奥地利蒂罗尔式斗篷的德国诗人，不但成为了他的崇拜对象，更是通过热烈的通信，为迷茫中的帕斯捷尔纳克点亮了一盏明灯。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起始于里尔克50岁那一年。作为浪漫主义的隐士艺术家，里尔克被视为诗歌的化身。在“一战”后崩坏的欧洲，无数对当代世界的道德状况深感不满的人将里尔克当作时代的解药。

1925年12月里尔克50岁生日之际，西欧文艺界掀起了一股里尔克纪念风潮。在众多贺信之中，有一封就来自帕斯捷尔纳克的画家父亲列·奥·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在次年3月回复了老朋友的祝福，在信中，他写到自己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关注：

“我通过很多途径获悉了您儿子鲍里斯早来的声誉。我在巴黎期间读到了他的一些很好的诗。而如今我感到激动的是，我听说，对我和我的工作继续保持着兴趣的，并不只是已经得到公认的新一代诗人鲍里斯一个人，而是，你们大家都一直真心地、同情地关注着我的生活，您，我的朋友，还让您的家人保存下了对我的记忆和同情，并因此而使我的心灵所珍爱的那份财富无限地增大了。”

这封信成为了一段密切书信往来的肇始。

在获知里尔克对自己的关注后，帕斯捷尔纳克将“20年之久的爱意、敬慕和感激”化成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他写道，无论自己进行的是何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他始终都浸沐在里尔克诗歌的滋养之中，因那“广阔、无穷、深邃的恩赐而无限地感激您”，甚至连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塑造都要归功于里尔克。

在与里尔克建立联系后，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最珍重的对话者——俄国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介绍进来，从此，一位偶像和两个崇拜者，两个崇拜者又互相崇拜着，三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构成了里尔克晚年一段创作交流与精神扶持的感人往事。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法新社供图）

一位偶像和两个崇拜者

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既是莫斯科同乡，也是同样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同龄人。在和平时期行将结束之前，茨维塔耶娃的天赋已被俄国艺术界的一些权威人士所认可，她在莫斯科演艺界的知名度也在不断增长。茨维塔耶娃很早就将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而帕斯捷尔纳克则在音乐和哲学研究中探索了很久，直到1913年，才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诗集。

两人在茨维塔耶娃追随丈夫去了柏林之前，似乎只有过三四次匆匆的见面。直到1922年，帕斯捷尔纳克读到了女诗人的诗集《里程标》，于是被她“茨维塔耶娃诗歌形式的抒情力量所征服了”。他写给女诗人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两人遂开始了20年代频繁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