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黄宇 摄）

三联生活周刊：敦煌研究院的国际交流合作一直特别频繁。比如正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展出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主要是和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的合作。再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时任院长段文杰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建立的培养人才的交流项目，很多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也都曾在日本读过书。虽然都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文书四散海外，为什么无论80年代还是现在，各类外国机构都想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不仅愿意借藏品，也愿意帮助研究院培养人才？

赵声良：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敦煌石窟本身价值巨大，包含的内容无限丰富，我们敦煌研究院正好又是保护和管理这些石窟的机构，国外学术单位和学者们都清楚这一点，与我们搞好关系，有利于他们做研究。其次，敦煌研究院有一批专家在做研究，外国学者来敦煌与我们交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80年代初期外国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时，是因为中国刚经历十年“文革”，他们不知道敦煌有这么一批学者在做研究。

契机是80年代初期中日合作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计划每本都由我们院与日本两方学者的研究文章汇集组成。当时日本学者认为自己是权威，很傲气，很快就交了稿。等中国学者后来把稿子交过去，好几位日本学者看到文章后又把自己的稿子要了回去进行修改，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研究的内容，觉得自己的说法靠不住。其实我们院这批学者1949年前就在这里了，搞了几十年，研究都是非常扎实的。自那以后日本学者就知道敦煌研究院这批学者很厉害了。

日本对敦煌有种崇拜心理，他们信佛，对佛教艺术也感兴趣，尤其当时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他曾经临摹过奈良法隆寺壁画，后来法隆寺遭遇火灾，那批壁画都损坏了。平山郁夫到敦煌一看，就觉得敦煌是日本那批壁画的源头。他很清楚敦煌的价值，所以从80年代初，他就每年带一批东京艺术大学学生到敦煌看看，并与时任院长段文杰达成协议，把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才派到日本去培养，其实当时只是口头一说，但真的实施起来了。至今我们还在派人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目前敦煌研究院一批骨干力量都在日本读过书，都是因为当年那个契机。

不仅东京艺术大学，后来日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都与敦煌研究院有合作。我们与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也是80年代开始的，到现在也30多年了。能持续合作至今，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他们是被敦煌专家们的认真和真诚打动了。尽管敦煌生活艰苦，但对方援助的经费，我们全部都用在研究项目上。那些年，其实盖蒂保护研究所与中国其他世界遗产地也曾有过合作，但都没有像跟敦煌研究院这样持续了几十年。因此如果只有石窟本身，而没有像樊锦诗这样把一切都牺牲掉，守在敦煌做研究的学者，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外国学术机构愿意与敦煌研究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