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和女儿常沙娜

快到中午了，敦煌的阳光越来越烤人。常沙娜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熟悉的戈壁黄土，慢慢脱下白色西装，整整齐齐地叠好，塞到了包里。89岁的她，依旧很讲究，凡事亲力亲为，卷曲的头发盘得很低，散发出带着传统味道的优雅感。

最近这几年，常沙娜每年都会从北京回敦煌一次。虽然每次只有几天，但必须安排出时间给父亲扫墓。1994年，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在北京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一半骨灰安置在八宝山，另一半则带回了敦煌。从莫高窟的大门向东，走过宕泉河，沿着戈壁山丘走一两分钟，就能看到常书鸿的墓碑，正对着九层楼，后人在墓碑前刻下了几个字——“敦煌守护神”。旁边是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的墓碑。

常沙娜从小就很听话，父亲让她画画，她就画，父亲觉得应该去美国深造一下，她就去了，在她回国想要在绘画上有更深的造诣时，她遇见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氏夫妇希望她去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图案研究，父亲也赞成，常沙娜就去了。每走一步，常书鸿都是常沙娜的引路人，而他对女儿最大的影响，就是把小沙娜从法国带到了敦煌。

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图（敦煌研究院供图）

跟着大人上洞子画画

“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1941年，张大千先后在敦煌待了两年，临摹了大量壁画，1943年初准备正式离开敦煌，结束这段临摹的工作。临走时，他半开玩笑地留给了常书鸿这句话。

张大千还留下了两件宝贝——一份黑白版的敦煌图录，里面有很多他研究时写下的批注；另一个是蘑菇路线图，因为生活在莫高窟，吃得很简陋，张大千在附近的水渠边找到了一个长有野生蘑菇的隐蔽处，临走时，他把这个“秘密基地”也告诉了常书鸿。那时，常书鸿刚刚来到敦煌。

保护是常书鸿的首要任务。那时洞窟边还没有完备的栈道，好在莫高窟不算高，要想上高处的洞里，就得爬梯子。要临摹壁画，纸、笔、颜料都难以为继，这是最大的难题。最好的纸是四川的平江竹浆纸，可敦煌太过偏远，很难买到。只能就地取材，改用窗户皮纸来裱褙，笔画秃了就自己修，反复使用。颜料也得省着用。早期的研究者开始在附近山上找矿物颜料，一些当地的红土、绿松石都是可以做颜料的，甚至和千年前工匠们用的矿物颜料是一样的。后来，也有在西藏或其他地方考察的地质学家找到类似的矿物颜料，就给敦煌的美术工作者们留了下来。

常书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洞窟壁画临摹是一项很艰苦细致的工作。莫高窟是一面坐西向东的峭壁，由北向南绵延开来，每个洞窟都是朝东的，只有一个门能透进来光线，加上每个洞窟都有一段甬道，穿过甬道，真正能照到壁画上的光线就十分微弱了。我们现在参观都必须打手电筒才能看清，临摹时乃至千百年前绘制时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解决采光问题是另一个难题。由于电压不够，窟里无法通电，只能一手拎着个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油灯的光摇曳着，时明时暗，在这种光线下工作，人总是很容易疲倦。常书鸿回忆道：“要是临摹窟顶时，就更加艰苦，要仰着头，脖子和身体都成了90°直角，仰看一眼低头再画一笔，不一会儿就头昏脑涨，有时甚至恶心呕吐，尤其是临摹大幅壁画，困难就更大了。”为了让洞里更亮一些，工作人员也会在洞口放上镜子，利用反光来作画。

1943年初，当常书鸿他们到达敦煌成立研究所之后，起初一直沿用张大千的洞窟编号，但不久就发现不便。他们很快就对洞窟进行了重新编号。“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从北至南按洞窟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即编一个号，小洞、耳洞均一一编号；第二层从南向北，第三层由北向南。如此按‘之’字形编排。”这一次编号一共有465个窟，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又陆续发现了24个窟。直到现在，莫高窟一直在使用常书鸿的编号，共计49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