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新雨学校的学生跟着老师外出期间，始终闷闷不乐，像一个游离的边缘人

摄影/冯海泳

逃跑和回归

我在新雨学校见到16岁的周昱时，他正叉着腰站在篮球场上看别人打篮球，1米65左右的个头，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瘦瘦的，看起来挺斯文，没什么特别。他走过来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虽然剪着规整的平头，但他右耳前方却用推子推出两条杠，不长，三四厘米，处于张扬和个性之间。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随便推着玩的”，他如今正在学习美发。

新雨学校法制副校长王华把他介绍给我，说一年前他跟另外一个同学出门去参加夏令营，没老师跟着，两个人准备逃，商量了一下，还是回来了，这个细节让老师们发自内心地感动和骄傲。新雨学校是贵州遵义市的一所专门学校，就是过去人们熟知的工读学校。因为入室抢劫，周昱三年前被派出所送到这里，他的同学大都跟他年纪相当，超过一半和他一样，是被公安部门送来的，涉及案由最多的是抢夺、抢劫、偷盗，合称“两抢一盗”。

来新雨学校前，王华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延安路派出所当民警，那时他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犯案手法粗暴，小轿车直接砸，女生的包包耳环直接抢，对付他们的流程也一样，抓捕，做笔录，教训一顿，24小时内放掉，别无他法。根据我国《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满14岁的青少年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未满16岁的青少年，只对8类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

新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晚饭后、晚自习前，新雨学校的学生在做日常体能训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早年式微的专门学校近些年在一些省份重新增多，并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人们得以更多地认识这些原本尘埃一样飘荡的孩子：他们从何处来，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会走向何方，教育系统可以做些什么。

新雨学校最多能容纳100名学生，目前在校人数超过80人，大部分都来自遵义市下辖的14个县市。贵州是中国人口外流大省，而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15年的公开数据，遵义又是贵州省外流人口大市，跨省流出人口122万，占当地总人口的21%，排名贵州全省第二。学校里也有来自甘肃、重庆、四川等省市的学生，他们流窜作案，在遵义被捕了，户籍所在地又没有专门教育学校，只好送到新雨学校。

周昱是遵义人，出生于遵义市余江镇合家村。余江镇距离遵义市中心不到30公里，曾获得过“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镇区3平方公里，交通便利，是当地少有的繁华大镇。但不到10公里以外的合家村就不一样了，这里山高路陡，土地零散，村里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周昱家的砖木房子孤零零在半山腰，约两米宽的水泥路今年刚刚修到家门口，但修了也没太大用，太陡了，车上不去。

周昱还没出生时，他爸爸就因为销赃，在福建入狱了，有期徒刑五年。当时，他妈妈陈桂桂跟他爸爸还没领证，生下周昱后，她就去了广东打工，留下周昱和堂哥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后来陈桂桂告诉我，周昱4岁多的时候，他爸爸第一次出狱，她准备去找他领证，结果不到两个月，周昱的爸爸再次因为销赃进了监狱，这次的刑期是15年，陈桂桂决定不再等他。

周昱的同学中，父母离异的家庭很多，“离异”这两个字在当地的含义有所不同，比如周昱的伯母，在他堂哥很小的时候就“走掉了”，“走”的意思是，突然就离开了，再也没有音信了；比如周昱的一个好朋友，住在外婆家里，妈妈打工回来，带回来的是另一个叔叔，而不是爸爸；还有的同学告诉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或者妈妈。

周昱在新雨学校已经待了三年，是全校学龄最长的学生，正常情况下，一年时间的矫治教育期满后，学生和家长就可以申请退学。但周昱的家长不敢接他出去，他逃跑过一次，是2017年，距他入校超过一年了。按照新雨学校的规定，警送生入校一年后，表现良好，可在周末或节假日由家长接送出校园，那也是学生们仅有的外出机会。但周昱家没人来接，他等烦了，就找了个机会从食堂翻墙跑了出去。

逃跑并不容易，学校是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政法委牵头成立的，由红花岗区教育局主管。如今学校的51名教职工中，有红岗区公安分局派驻民警4人，聘用教官12人，都是复员军人或有公安机关工作经历。周昱身上没钱，只能步行到镇上去坐车，还没走到，就被学校老师抓了回来。那次回学校后，他受到了入校以来最严厉的惩罚，被打了屁股，挨打当天无法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