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新华社供图）

执教国学院

1926年7月7日，吴宓一接到陈寅恪抵京的消息，便搭人力车匆忙赶往西河沿新宾旅馆见他，不想他刚好外出。一直等到下午5点，吴宓终于见到这位阔别五年的老友。两人一直谈到晚上10点，兴奋不已的吴宓随后还赋诗一首赠送陈寅恪：“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吴宓的激动不难理解。自1919年在哈佛校园结识陈寅恪以来，吴宓便对其博学称赞不已，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谓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5年初，吴宓被聘往主持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便为聘请陈寅恪而积极奔走，如今，他终于来了。

清华国学院的设立，肇源于“五四”之后不断高涨的“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呼声。继北京大学1922年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后，在胡适的建议下，清华筹建国学院，并于1925年9月9日正式开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风格上兼取中西之长：一方面效仿牛津和剑桥，实行导师制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学生在开课时要向导师行拜礼，又有古代书院的遗风。在这一以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之国学专才的独立研究机构，开设的课程分“讲课”与“专题研究”两种，普通讲课外，学生可以自选研究题目，由特定老师指导。

1926年9月，刚到国学院的陈寅恪开设的普通讲课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专题指导则包括：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文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从这份课程清单便不难看出，陈寅恪在游学阶段所受海外汉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将之概括为德国传统：强调语言、语文学，认为研究历史脱离不了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对古代文明历史语言的研究。尽管在他看来，陈寅恪开设这些奇怪的课程在当时不无好胜争强的心态：“陈先生是一个很自负的学者，好胜心也很强，而且他那个时候才三十岁出头还没结婚，他在中国这个完全是老辈学者的圈子里边，要体现他不一样的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