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 湄

《史记》“列传 ”一体的主人公主要是 “士”，“士”原本是诸侯封建时代贵族阶级的最下层，在春秋战国的古今之变中，他们乘势而起，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一定意义上说，春秋战国的大变革，就是士人阶级兴起的历史。怎样的 “士”能入列传呢？《太史公自序》定义为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 ”，即能够把握历史机遇，开创一番历史功业的人，即所谓 “历史人物 ”。然而，七十列传首篇《伯夷列传》，却记述了两个毫无历史功业可言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伯夷列传》叙事简略而重在议论，章学诚指出，它其实是七十列传的序论，如同孔子《春秋》意在 “表微阐幽 ”（《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伯夷、叔齐乃孤竹国之王子，让国而逃，投奔西伯昌即周文王，不幸刚到周国，西伯昌就去世了，武王即位，率兵伐纣。在儒学传统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可是，正当武王行革命大义之时，伯夷、叔齐居然勒住马头，痛斥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简直就是公然反革命！武王革命成功后，“天下宗周 ”，伯夷、叔齐却以之为耻，隐于首阳山 “义不食周粟 ”，终至饿死。他们临死时作了一首《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指出所谓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首创以血腥暴力推翻政权的历史先例，开万恶之源，可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史记》的历史世界往往如此，并陈两种价值标准，任其交错冲突。

伯夷、叔齐，在“革命 ”时代他们是反革命，在崇尚成功的时代，他们是失败者。在《伯夷列传》开头，司马迁举出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并尊之为 “古之仁圣贤人 ”，其中有让位于西伯昌逃到南方蛮荒之地创立吴国的太伯。七十列传以伯夷起首，而三十世家则以吴太伯开头：“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为历史弄潮儿树碑立传的司马迁，他的心却偏向失败者。

孔子曾说：伯夷、叔齐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而司马迁却根据《采薇》之诗认定伯夷、叔齐大怨特怨，然后，就把久久积压在心中的天大的怨气一股脑儿地抒发出来：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的生平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他在这个时代书写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巨变、秦汉之际的天翻地覆，又亲历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变局，他的人生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剧变的时代。跟所有身处历史大变动中的人们一样，他看到和感受到的历史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善恶不得其报才是历史的铁律，“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真是大哉天问！接着，司马迁话锋一转说，在这无常甚至反常的历史现实之中，我们必须不顾 “举世混浊 ”而坚持君子之行，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有孔子那样的人，他在书写历史。历史是不合道义的，不以实现正义为目的，但历史是人写下来的，人可以让正义在历史的书写中实现，正是像夫子这样的历史书写者，使伯夷、叔齐、颜渊其名屹立于历史之中，从而赋予历史以道义。身为“历史学之父 ”的司马迁在告诉我们，人记忆和书写自己的历史，其意义恰恰是对历史本身的纠正和抗议。里尔克诗云：“伟大的作品与生活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伟大的人生与历史之间，历史书写与历史之间，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