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寺观音阁是专为这尊高16米的观音像修建的，即所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

摄影/肖予为

遇见独乐寺

从北京到蓟县独乐寺，不到100公里的距离。在营造学社的时代，蓟县还属于河北省，1973年被正式划归到天津市，现在是蓟州区。如今在蓟州的地界上，天津、河北的车牌数量平分秋色，人们的口音也混杂在一起，蓟州与北京、唐山之间的距离甚至比离天津市区还近，在京（北京）津（天津）唐（唐山）承（承德）四座城市的腹心，独乐寺更像是超脱在行政区划之外的独立存在。

去独乐寺这天起了大雾，从北京出城，一路上还飘着小雪，能见度不太高。即便如此，如今去看独乐寺不再需要像当年那样“寻找”，它就在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多、车多、旅游配套多的地方就是了。冬天，游客非常少，是仔细欣赏建筑的好时间，穿过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观音阁向上飞扬的出檐最先进入视线，我突然理解了当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发现独乐寺时的雀跃，那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惊喜。

1931年5月29日，关野贞要去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考察，驱车途经蓟县城，当时车还是左行，他的车由西向东贴着墙根驶过，要去城里的鼓楼方向。按理说视线会受到砖墙的阻碍，但巨大的四坡屋顶仍然出挑地闯进了关野贞的视线。

1919年日本建筑是学者关野贞在英国伦敦

在此之前，关野贞已经考察过位于山西大同的华严寺与善化寺，都是辽金木构建筑，他对辽式建筑的大体特征了然于胸。“一瞥之下”，他认定独乐寺的年代很早，再停车从小门进入，很快就确认山门和高阁都是辽代的。

造访独乐寺时，关野贞64岁，已是东亚古建筑界的权威学者。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并没有过多停留，更没有立刻进行细致的测绘研究，心里装下了独乐寺之后，便匆匆离去直奔清东陵了。

回北平之后，关野贞跟朱启钤、阚铎等营造学社成员说起独乐寺，阚铎很快就找到文献来佐证这是辽代建筑，一旦年代确定，独乐寺就是当时已知最早的完整中国古代木构建筑。

从后来的建筑史学史来看，与独乐寺关系最密切的人并不是关野贞，而是梁思成。与几位学者和爱好者聊起这段往事时，大家都纷纷感慨关野贞没有一鼓作气深入研究下去，对他自身而言有些可惜。从建筑本身的价值来看，独乐寺比清东陵重要得多，想必关野贞也明白这一点。反观梁思成，在两个月时间中完成了考察、测绘和数万字报告，在那个时代，严谨科学的调查研究恐怕只能由梁思成来完成，这是时机、使命、研究方法共同促成的成果。

古籍《营造法式》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起点。1925年，在朱启钤的推动下，“陶本”《营造法式》刊行，此时24岁的梁思成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他远在大洋彼岸，第一时间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兴奋之余，却一点儿也看不懂，“如天书一样”。但也因为这本书的到来，梁思成立志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并释读这本“天书”。

在梁思成之前，不少人都看到过《营造法式》，其中就包括日本学者，比如另一位日本古建筑的泰斗伊东忠太，可他也看不懂，不仅如此，他还评价该书价值不大，读来如隔靴搔痒。写于北宋年间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随着宋的灭亡而没落，又在近代一次次地被束之高阁，没人再能读懂。

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王南指出，日本学者是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先行者，研究成果和图片资料丰富，学术意义很重要，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找寻日本古建筑的源头。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史著作《弗莱彻建筑史》中，有一幅著名的插图“建筑之树”，插图上西方学者将西方历史建筑作为主干，而将中国与日本建筑并置，仅作为非常不起眼的细小分支上的一片叶子，这一点激起了日本学者的民族自尊，他们想为日本建筑著书立说，找到日本建筑的根源。后来伊东忠太在大同发现云冈石窟，并在其中找到了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西院伽蓝的源头。还有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从伊东忠太开始，日本学者的古建考察都是由他们国家赞助的，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志，甚至还掺杂着殖民目的，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考察。

20世纪20年代是个全球民族意志觉醒的年代，在古建筑方面，日本人比中国人醒得早一点，他们较早地在日本境内进行研究，并到中国来寻根，不少古代建筑都是由日本学者率先发现的。他们一路上拍照，做一些简单测量，用传统的样式分析和碑文文献来给建筑断代，结论有时是准确的，但有时仍有偏差，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建筑的核心建造结构，只是利用一些辅助手法去判断，而核心的要义全都藏在《营造法式》里。

究竟该如何解开《营造法式》的秘密呢？梁思成的方法是要找到实物比对，他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以下简称《独乐寺考》）的开篇就写道：“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

这并非巧合。梁思成的长孙、铜镜收藏家梁鉴告诉我，梁思成的知识结构就像是“上天的恩赐”，注定是要做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设计，但对建筑史更感兴趣。宾大建筑学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教育理念的影响，对基本功训练要求很严格，古典建筑的绘制技巧必须烂熟于心，提笔就来，这成为梁思成日后绘图的基础。此外，梁思成不但学习了西方建筑一套科学的测绘方法，古文功底也很过硬；回国之后，他又请教了很多故宫的老师傅来学习清代建筑的法则，这一切，都在为破解《营造法式》做准备。

幸运的是，他在加入营造学社的第二年，就遇到了独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