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问题在于译者如何在翻译中有效地将中国人狐狸崇拜之“迷信 ”与“黑暗 ”移植到英语世界呢？在此，翻译不仅要处理 “文明 /愚昧 ”的文化等级差异，还要处理 “宗教 /迷信 ”的信仰价值评判。对当时普遍具有基督教虔诚信仰的译者们而言，如何翻译中国文化符号实际上与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 —“如何将古老东方异域的文明引领入世界 ”密不可分，翻译伦理的基石也建筑在此之上，倘若忽略支撑这一基石背后的帝国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则无法充分讨论由翻译带来的话语改造与知识重构。可以说，比起到底要不要准确地传递异域文化符号的原本意义，如何恰如其分地将这些文化符号纳入目标语言已有的认知框架，对译者来说则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