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从文学开始。有两大源流：第一是诗歌；第二是叙事文学。诗歌最有名的，差不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和中国的长诗，比如《琵琶行》、《长恨歌》或者《孔雀东南飞》相比，具有超长长度的，一本书一首诗的，叙述英雄事迹，或者歌唱神的奇迹的，叫做史诗。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关于文学的文字里，差不多可以说，是言必称荷马。这样，可以见到史诗的重要地位。在德国最伟大是诗人歌德那里，不仅他的《浮士德》写成了荷马史诗式的长篇巨制，他的特别受欢迎的日记体爱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也左一个荷马，右一个荷马的。所以，看得出来，荷马重要，史诗也重要，同样诗歌是重要的。差不多可以说，人类有多长的历史，诗歌就有多长的历史。西方最有名的诗歌是史诗，抒情诗也发达，但是史诗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从史诗可以看出，史诗是一种叙事诗。如果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发端相比，《诗经》虽也叙事，但中国古代最出神入化的，是抒情诗，不是叙事诗。换一句话来说，叙事诗在西方，抒情诗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化，之后的中世纪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到了它之后的时期，重新升起了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视和复苏，这在历史上被叫做“文艺复兴”。在西方是“复兴”（Renaissance）一个字，它的意思是复活。根据它的内容，中文里面总结出来“文艺”两个字。虽然口头说“文艺”，其实是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全面的对古希腊罗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这里有两个点：第一，重复和强调古希腊罗马精神；第二，对人自身的方方面面的思考和关怀，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

在方法上，文艺复兴时期，即莎士比亚所处的前后的时期，在内容方面重复古典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关怀，在艺术创作和思想倾向方面，都言必称希腊。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甚至说，模仿自然就是模仿古人，这里说的古人就是荷马、维吉尔        等。所以，在文学方面，他们写史诗、悲剧、戏剧，都效仿古人，论规矩，也都听古人的，特别是万世之师亚里士多德，于是他们要遵守三一律。到了英国剧作家德莱顿和约翰逊的时代，更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综合起来看，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后期也是鼎盛时期的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方面有两条路子，一是诗歌，比如斯宾塞写的长诗《仙后》，后来弥尔顿写的惊世骇俗的《失乐园》，都是这样的例子；二是戏剧。除开莎士比亚，还有一帮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学院派大学才子，他们就是严格遵守三一律啊，适合原则，即我们说的中庸、得体的原则，他们也非常红火，他们当中的剧作家本·琼森，甚至有很多的粉丝，他们自称为“本的部落”、“本的儿子”等等。

▲被称为“埃汶河畔的天鹅”的莎士比亚 图源网络

大学才子派，是毕业于牛津、剑桥的人，个个学问了得，他们不仅家境好，也多数来自大城市。然而，他们的对手，让他们成为事实上的乌鸦莎士比亚，这位后来被称为“埃汶河畔的天鹅”的人，却是从一个小镇的乡下来的。莎士比亚在伦敦发迹，誉满天下，大受欢迎，成了“永远的莎士比亚”，比起来，他的追随者不如琼森多，但喜爱他的人们，却是多不胜数。这是为什么呢？

在传统上，他们都遵守和继承了古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传统，写人的命运，人生的坎坷和酸甜苦辣，写人遇到的各种悲欢离合，但莎士比亚不同的，按照评论家苏福忠先生的说法，是他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观察、体会和描写普通的人，莎士比亚以普通人的角度，获得了莎士比亚的大众化。再由于“他在大众化的文学中注入了全新的概念和深刻的哲理”（朱生豪、苏福忠等译：《莎士比亚全集》前言。第一卷。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11页。），莎士比亚就伟大了。前者使得他有可能传下来，获得千秋万世的生命，后者使得他以可供玩味和值得欣赏和思考的角度，获得了这个千秋万世的生命。和荷马一样，他写人的命运，人的坎坷，把对人的思考作为重头戏，就获得了共同的心声。和荷马不同的是，荷马的史诗具有仪式性，有固定的格式和成规，（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6页。）虽然荷马也是千古的荷马，莎士比亚则更进一步，在遵守传统的前提下，并不机械地墨守成规，而是有很多自己的突破，这一点，是莎士比亚与未来同步，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正是为什么，至今我们还觉得与莎士比亚同心的道理。据苏福忠先生的考察，现代的剧本读完一个剧本才有所获，而莎士比亚的“只需读一段台词甚至一句话就能突然悟到人生的许多真谛”（出处同上），我们就以《暴风雨》为例，就有这样的感受。在第一幕第二场里，普洛斯佩罗说：“我呢，一个可怜的人，书斋便是我广大的公国。”这无异乎是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即使是中国人，也都有共同的心声，这就是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