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

文/张一兵

我与斯蒂格勒的相遇，缘起于2013年他的前妻马拉布到访南京大学，这位当代法国著名女哲学家也是德里达的弟子，那天，她在讲课间隙到我办公室里喝水，看到我与德里达2001年的合影，瞬间眼泪就下来了。也是那一天，我从她口中知道了她的前夫竟然是斯蒂格勒。当时，我着实大吃一惊，因为不少年前读到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曾经深为海德格尔在技术存在论中的变形而惊叹过。那天的午宴，成了我向她追问斯蒂格勒近期思想的讨论。

马拉布哲学的关键词是存在和思想的可塑性，她在欧美大陆哲学界的影响，是她将形而上学的目光投射到了遗传基因和脑科学。应该是德里达、海德格尔和对技术的共同关注，使她与斯蒂格勒走到了一起。我们正在翻译的一本她的名著，就是《海德格尔的变化》。在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被柔情一同系于严谨的哲学追求，这种追求使我们聚合，同样也带来一种争斗的气氛。”显然，他们的爱情基础是对哲学的共同兴趣，可斯蒂格勒也承认，他与同样好胜的马拉布之间存在“一种既富创造性而又具有危险性的竞争”，可能，也是这种竞争让他们最后分开。马拉布似乎有些遗憾地告诉我，“他现在的思想变得十分激进，现在写的书全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新型技术统治的东西”。这下子，却让我这个正在研究欧洲激进思潮的人对斯蒂格勒更加有了兴趣。

在当囚犯的时候爱上了哲学

2015年，斯蒂格勒应邀第一次访问南京大学，我们一起开设了工作坊。这是我们相互了解的开始。那时候，他把我当成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官方化的怪物，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而我则将他视作研究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德里达的学生，所以，总是想从存在论和解构理论的构境接近他。这样，我们之间好奇性试探多于实质性的交流。

说起斯蒂格勒研究海德格尔和遭遇德里达，一定会先碰到那个流行的段子，即德里达到监狱中探望因抢劫银行而入狱的斯蒂格勒，传说前者发现这个写信给他并声称研究海德格尔的囚犯竟然真的孺子可教，于是答应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一次吃饭间，我开玩笑似的问斯蒂格勒，为什么会想起抢银行？他毫不掩饰地说：“青年气盛，只是想把属于自己的钱拿回来。”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即后1968时代。斯蒂格勒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只能作为反抗，而不是革命”。冲上街头，青年人只是在一种无目的的激进和拒绝性的批判幻境中表达不满，但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起来闹事。所以一旦充满激情的造反狂欢过去，大家都非常失落。寻求新的刺激和宣泄伪境中，就有犯罪。不过，斯蒂格勒去抢银行还有具体的生活背景。

1952年4月1日，斯蒂格勒出生于法国法兰西岛大区埃松省的伊韦特河畔维勒邦（Villebon-sur-Yvette）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爸爸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妈妈则是银行员工，家境平实。斯蒂格勒小的时候，在法国的萨塞勒（Sarcelles）长大。1968年巴黎爆发“红色五月风暴”时，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斯蒂格勒参加了街上的路障活动，并在五月风暴后加入法国共产党。1969年，斯蒂格勒高中毕业之后，开始在法国电影自由学院（CLCF）学习做导演助理，但他并没有完成学业。因为在中学毕业前，只有16岁的他就已经在外打工。似乎，因为不喜欢某种体制内的固定职业，所以他一直到处打零工，做过农场工人、酒保等工作。1972年，斯蒂格勒在农场工作，存下一些钱，买下了一间小餐馆。头脑聪明的斯蒂格勒很快就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于是心大的他将原来的小饭店卖了出去，转而买下了一间更赚钱的爵士乐酒吧。欧洲人常去的酒吧大多数只在晚上营业，这种场所少不了三教九流的人，这当然也就成了警察经常盯着的地方。一次，警察为了指证一名常来酒吧的顾客，要求酒吧老板斯蒂格勒出面做证人，被他当场拒绝。于是，警察就找借口查封了斯蒂格勒的店，这也就断了斯蒂格勒的生路。一气之下，借着母亲熟悉银行内部情况的优势，他一连抢劫了三家银行。依自己的说法，这一得手，就像上瘾般地无法停下来，一直到第四次作案，正好遇上在街上巡逻的警察，当场被抓个现行。斯蒂格勒自己说，按他的罪行应该坐15年的牢，但因为找到一位很好的律师，他只被判入狱8年。于是，1978～1983年，斯蒂格勒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和米雷看守所服刑，并于第五年提前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