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黄灯

口述/黄灯（学者，高校教师）  主笔/徐菁菁

“标准件”

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年前后，当“二本”遭遇“二本”，感受到的差异是巨大的。

从教14年，我的花名册上记录下4500多个学生的姓名，他们有“80后”，也有“90后”。这个群体因为极为庞大，留给我的印象相对模糊。在我眼中，一个真实的孩子应该特点鲜明，他可能贪吃、调皮、贪玩，但同时应该热情，有好奇心。但从整体而言，我接触到的学生群体，缺点不明显，优点也不明显，好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件”。

孩子们大多情绪节制，安静持重。教书十几年，课堂上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极少有学生愿意和我谈论音乐、文学、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话题，也没有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

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晕，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看得见底的虎牌清凉油给我。我疑惑他们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一个男生解释道：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它走过来的。虽然广东F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但考进来的孩子们不管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走过了相似的历程。城里出生的孩子在写给我的作文里说：“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地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否则，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痛。”农村来的孩子对于高考赋予的机遇心怀感激，但他们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也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

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我以为，进入大学之后，孩子们至少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放松，但事实上，他们一进校门，另外一层枷锁就押上来了。他们马上会被辅导员、师兄师姐们告知未来的就业压力。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增设了很多工具性的课程。尽管我们学院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但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学生的知识面尽管会由此拓展，但学业压力确实增大很多，在我眼中，学生们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还有干不完的兼职，他们真的很忙。

我经常和孩子们说，上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可是这个模糊的目标看不见，四年后能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却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就业”两个字直接左右着学生们的精神状态。很早学校就设有职业规划课，这门课因为“有用”而广受欢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开设公共课“大学语文”，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尴尬，有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学的专业都是讲怎么赚钱的，而人除了金钱、欲望，还有一种真实的精神诉求，“大学语文”会让我们更直接感受到人的心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