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贾冬婷

摄影·夏天

暂时的安宁

竹园乡是典型的贵州乡村，潮湿、寂寥、层次错落。这里离所属的毕节市30多公里远，乡里近一半的人口是彝族或苗族。在村子里走一圈，几乎看不到人影。直到下午4点以后，学校放了学，开始有孩子的讲话声穿过核桃树，穿过屋群，穿过杂草和土地，传进耳朵。

华子、祥子、陈鑫和小豪，出走的四个杂技少年都来自竹园乡和附近。他们是5月1日在成都演出期间出走的，家长们5月3日才得到消息，小豪爸妈为此一直耿耿于怀。5月6日晚上，华子和陈鑫在温江区被找到。隔天中午，祥子和小豪先后在武侯区交子公园被民警找到。四个少年都被接回了毕节。回家的第二天，他们被安排回到学校读书。

小豪家在沙坝村山顶，能俯瞰整座山，学校、村委会都在山脚。每天放学，小豪爬坡回家，路短但陡，刚爬三分之一，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他家有两层，一层是旧宅，乌漆麻黑的。二层是新宅，是小豪爸打工多年积累的钱加盖的，装修也是照城市楼房的样式装的，客厅里还安了两排音响。两层楼共五个卧室，其中三间几乎是空的，只堆放些破布杂物。即便是小豪妈周清琴在家，屋门也都紧锁着，比起家，更像是封闭的工地宿舍。小豪是在绍兴的建筑工地里出生的。爸爸在工地做大工，妈妈则干点清理场子、搅拌水泥的小活儿。他3岁前，一家人就住在父母打工的工地宿舍里，等到小豪到了上学年龄，周清琴才独自带着他回到老家毕节。

华子和祥子是兄弟俩，他们生活的革新村，离高速收费口不远。坡上的房子都是近几年村民兴建的，已经用钢筋水泥搭起了屋子结构，但政府突然下了禁令，不让占地违建。拆了可惜，就被搁置在那儿了。盖房的人少，华子和祥子的爸爸项必友能找到的零活儿也就少了。这段日子，他大多数时间都闲待在村里。

项必友40多岁，看着比实际年龄大，样子颇有威严。华子和祥子习惯低着头，不直视别人，讲话声音极小，要特意靠近侧着耳朵才能听清。回家后，他们没有跟父亲提过他们在成都流浪的细节，项必友也不追问。

5月16日，河北沧州市吴桥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杂技少年成都失联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2019年11月，为弘扬“吴桥杂技”，吴桥成立了杂技职业教育联盟（以下简称杂技联盟）。杂技联盟开展了三种模式的校企合作办学：一是联盟内各校团将学员送至职教中心统一教学训练、统一实习实训；二是教学训练由职教中心组织，实习实训由校团自行组织；三是文化课由职教中心“送教下乡”，各校团自行组织实习实训。

高文军的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团和吴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以下简称职教中心）的合作，就是第二种。由综艺杂技团自行招收杂技学徒，全权负责食宿、专业课教学和实习实训等日常管理，职教中心负责学籍管理和文化课教学。

处理通报决定：对综艺杂技团负责人高文军涉嫌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以及私刻、买卖印章等问题进行受案调查，给予训诫，责令其具结悔过，并收缴私刻的印章；由县文广旅局暂扣综艺杂技团《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责令其停业整顿。

项必友对杂技学校受处分的事情浑然不知。他觉得，华子和祥子回家的这两个月，似乎变安分了。放学从竹园乡走回家，华子先趴床上写会儿作业。到了下午6点左右，进厨房，洗菜、做饭。华子算做饭老手了，会粉丝炒蛋、水煮白菜，不过只会做素菜。

祥子作业少，回家后，放下书包，就跟村里的其他孩子在自己家门口玩。他们一放学就凑到这里，互相追逐、拍球，咚咚咚地，没个消停的时候。偶尔邻居路过，听说华子和祥子学了杂技，便怂恿他们表演。“给我们演一出嘛，我给你拍一个。”说罢，拿起手机，镜头对准祥子。

祥子也不说行，就把上身的衬衣扎进裤腰里，开始表演。刚才不精神的样子顿时不见了，一跃而起，连翻四个空手翻。在场的七八个观众，孩子们、女人们看得开心，又叫来华子。华子作底座，双手一举，祥子踩着华子的肩就上去了。表演完的祥子成了吸铁石，所有的小孩都黏在他身边。一个女孩转身抱住妈妈，说：“妈妈，我也想学。”

杂技学校

去年6月，弟弟祥子被送去学杂技了，哥哥华子是后来在宣传册上看到了学校地址，他拿铅笔写在了门背后的灰墙上——“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一个月后，杂技学校的老师又来了，给华子看祥子练杂技的视频。视频里，祥子正在练倒立，腿刚搭上墙，又掉下来。有点滑稽，也有点厉害。华子跟爸爸项必友说，他也想去。

“他想去就随他去。”项必友毫不犹豫答应了华子。9月末杂技团团长来竹园乡，项必友开面包车载着华子到了乡里，跟团长签了一份《免费学员合同》。

“免学费，五年后包工作”，项必友觉得杂技学校算得上华子和祥子的理想去处。只读完了小学一年级的他并没有多想，五年免费的背后需要付出什么，以及合同里的违约条款，“学习期间不得中途退出或转入其他团体”，否则乙方父母要“向甲方支付经济赔偿金10万元”。

抛开学费，也有其他原因打动了他。某家吴桥杂技学校的招生文案是这样的：“把那些在家学习不好调皮捣蛋、打架斗殴、总玩手机、在家爹妈根本管不了的孩子送到我中心。可以学到影视培训、文化课、跑酷、武术、舞蹈、驾驶、体育。我们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人才，到时候你家孩子可以和你村里上大学的孩子比一比，比工作、比工资、比学习质量，我们的口号是把大山里的孩子带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带走华子和祥子的男人就是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团团长高文军。少年们叫他“高团长”。华子第一次见高团长，看这人个子不高，秃头，一脸严肃。后来相处久了，发现的确是这样，没人敢不听高团长的话。

车开了整整两天，终于到了吴桥县。华子被安置进一间宿舍，宿舍里一张上下铺，上铺睡八个，下铺睡八个。十几个男孩身体挨着身体，华子到的时候其他少年已经睡了，床上没整块的地儿能躺，他就找了个角落蜷了一晚。早上5点半，有人来宿舍叫早。少年们下了床，接着双手一撑，开始靠墙倒立。华子刚睁开眼，看见这阵仗，瞬时蒙了。

7点半后是正式训练时间，华子跟着去练功房。华子说，那练功房也就两个卧室大，房顶是塑料和铁皮搭的，房里摆着杂技道具，草帽、溜冰鞋、垫包，还有很多板凳。练功房里的少年都比华子来得要早，穿着清一色的迷彩服。祥子也在里面，但华子没认出他来。

小豪是第一个主动跟华子打招呼的同学，他11岁，个子不高，长一对大耳朵，有点招风。第一天训练，小豪跑过来问他：“你是不是祥子家哥？”华子还没反应过来，小豪顺手一指，“他就在那边。”华子跟过去看，第一眼没敢认，第二眼看到了祥子左眼靠近鼻梁的那颗痣，才确定这是弟弟。“他在家里特别矮、特别瘦，感觉他长高了，也变强壮了。”

团里练杂技的大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华子15岁，属于年龄大的。但他刚来，得跟年龄小的学。教他的少年叫陈鑫，也来自毕节，小长脸，眉毛是倒钩形的。陈鑫的爸妈是今年4月离的婚。当时，陈鑫还在杂技学校，妈妈跟他视频通话时告诉他，她已经离婚了。家里加他有三个孩子，陈鑫妈得养活一大家子，早就无暇顾及陈鑫的学习问题了。她在贵阳的工地上开升降机，每晚6点下班，“她天天上班，没有时间管我”。

陈鑫教华子最简单的丢草帽动作，先丢一只，另一只盖头上，再接住。剩下就靠华子自己练，华子说，他练了一小时才会丢一个帽子。其他杂技动作跟丢草帽的学习方法是一样的，华子总结出：“自己练，练久了也会练出来。”

华子到吴桥的第二个月，少年们从综艺杂技马戏团搬去了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有了自己的床位，虽然仍旧是上下铺，也换了更宽敞、更新的练功房。学校练功房的房顶有十几米高，似乎只要房顶足够高，便能让少年们克服对高度的恐惧。学校里的学生，除了他们之外，都是念完初中才去的。

杂技班是全封闭的，白天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休息是晚上7点半以后的事儿，宿舍日常集体活动是刷抖音。十几个男孩头挨头，趴中间的举手机，所有人盯着一台手机，看的都是杂技视频。

在杂技这方面，华子算有天赋的。而在华子看来，弟弟祥子比他更有天赋。华子学倒立最快，三小时就能自己上墙；学蹬技最久，花了七个月。蹬人时要仰卧在小台上，双脚朝上，托起搭档，然后全凭一双脚的推动，来演出花样把式。有的学员练一年都未必能练出来。要练成蹬技，得先有力量。华子需要多吃、加餐，老师让他放开了吃。而祥子作为上面那个被蹬的，则要控制饮食。蹬技讲求配合，所以华子和祥子成了搭档，他们天然就拥有别的组合要培养很久的默契感。

今年3月的一天，少年们正在练功。高团长的女儿小高老师点了几个人，有华子、祥子、小豪和陈鑫，还有五个内蒙古女孩。小高老师跟他们说：“最近抓紧练，你们就要去演出了。”这话意味着，他们要走出杂技团，出去演出了。那之后，走廊里、宿舍里，随时随地都有其他少年凑到华子身边跟他说，特别羡慕他。

过了几天，华子、祥子、小豪和陈鑫换去了新的练功房，跟原来那间一样大，但这间独属于他们四人。杂技团还安排了九龙老师来为他们集训，九龙老师刚22岁，打小就由高团长带着练杂技，自然承袭了高团长严格的教学方法。少年们被虐得不轻。

“集训那一个月里，感觉好苦，但是练一天下来之后感觉也没那么累，一天也能坚持下来，就这样磨了一个月，把节目全部都磨出来了。”华子说。祥子、小豪、陈鑫和华子组成了一个四人组，排了四人蹬人、四人力量、四人草帽、四人溜冰。整个团里，就他们四个能表演四人项目。

巡演

4月22日，高团长把四个少年送到了成都，接手的男人姓曹。身材胖，梳个分头，戴副眼镜。曹老板家很小，只有两间卧室。客厅小，卧室更小，少年们住的这间，只够放下一张高低铺。另一间，曹老板和他的妻子、女儿、儿子，四个人挤睡在一起。

去成都的第一天，曹老板叫去陈鑫，递给他一张合同，叫陈鑫在上面签下名字。华子在一旁，看到合同上已经有了高团长的签名——高文军。下面还有一行字“演出合同为一年”。他隐约明白，至少一年，他是回不去学校了。其实，他们在杂技学校的朋友也都差不多各奔东西了。他最好的朋友宋浩翔被其他杂技团带走去演单车；慧姐、小丽、琴姐，那几个内蒙古女孩去北方演柔术和晃圈；三兄弟也到处奔波巡演去了。

而他们四个呢，只在成都演。他们去了农村的葬礼，舞台就在灵堂旁边，也去了很豪华的酒店，舞台在饭桌前。他们最满意的一场在铁路集团里，现场搭了个大舞台，台下4000多个建筑工，鼓起掌来跟房子塌了似的。他们只演一个节目，但上场前还是感觉“又紧张，又兴奋”。四个人往台上一站，音乐声响起，从亮相开始，这场演得就堪称完美。

但大多时候，华子对演出都不满意。最糟糕的一场是在KTV，里面到处都是酒，还有化着浓妆的成年人。舞台小，还不够他们翻跟头。果不其然，那场的第四个节目，华子抓着祥子，边甩边转。他跟陈鑫对传时，失误了。接着祥子和华子上下站脚，又失误了。

演砸了，少不了惩罚。华子后来跟其他媒体说，曹老板规定演砸了要罚500个俯卧撑，可以分次完成，但必须做完才能休息。陈鑫也跟媒体说，他们平时每天就会做200个俯卧撑，演出演砸了做500个，演错的动作也得加练。演了几场，华子很受打击：“在这边练功也不好，越练越差，感觉练不好，在台上演得也挺丢脸的。”

一次演出后，华子看到有人递钱给曹老板。“感觉我们出来演出就是在帮他们赚钱，自己在外面挣5年钱，都比帮他们挣5年强。”华子对其他媒体说，“至少每天都有两场，如果是大活动，一场有3000多元，小活动也有1000多元。”

5月1日早上，曹老板嫌他们收拾道具不利落，去演出的路上，骂骂咧咧个不停。演出时，他们掉了动作，曹老板更是大发雷霆，差点揍了陈鑫。下午演出完回到地下车库，正练功时，陈鑫凑过来对华子说：“要不咱们跑吧，我受不了了。”华子没回应。华子脑子里设想了许多种可能：“我们会不会遇到人贩子呢？我们会不会连小区都出不了就被找到了？还有那些合同上的条款。”

下午练完功，曹老板叫他们睡觉。可因为一点小事，曹老板又发火了。华子说，他心里一激动，当时就决定，跑！

出逃

5月1日，等到晚上9点多，曹老板出门喝酒去了，家里只剩下他的妻子和儿女。陈鑫提了袋垃圾，找借口说“要去倒垃圾”。华子、祥子和小豪借口说“要去下面练功”。总之，他们四个一起从曹老板家跑出去了。这次出逃要带点什么呢？他们得谨慎挑选。华子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他们的共同财产——200元。小豪扔下了来学校前妈妈送他的粉色书包，因为粉色书包太显眼，怕被发现。当然，他们都扔下了杂技学校的练功服，换上了离开家乡穿的那一身。

他们搭电梯，到了地下车库。这里是他们在成都的练功房。曹老板在这里找出了一块10平方米的空地，给他们翻跟头、练倒立。每次演出，他们会坐曹老板的车从地下车库驶出，他们最熟悉的路莫过于这条地库之路——如何从地库通往小区大门。

走出小区，陈鑫提议分开行动，四个人目标太大，大家很快达成了一致。最初的方案是，一个大的带一个小的，华子带小豪，陈鑫带祥子。陈鑫不同意，他跟华子说，他不想被太快找到。华子站出来调和，“那算了吧，就陈鑫跟我，祥子跟小豪”。他们还分了路线，为了避免被发现，华子组朝郊区走，祥子组朝城区走。少年们找了个十字路口分开，便就此别过。

华子跟陈鑫选的是一条没什么人的大路，马路的两侧一边是公园，一边是崭新的居民楼。他们穿过公园。“一直沿着直路往前走，没拐过弯，遇到岔路口就随便选一个。”走得很晚了，他们找了一处公园，躺在凉亭的板凳上，睡着了。华子说，为了避免遇到晨跑的人发现他们，睡了不多久，太阳刚有爬升的迹象时，他们就起身继续赶路了。

200元平分给了两组。华子和陈鑫这组精打细算。第一笔支出是一袋面包，十几元，一天管饱。第二笔支出，是为了凑坐公交的零钱，华子买了两个口罩和矿泉水。他们揣着换来的零钱，上了一辆公交车。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两人下车一看，是个荒凉的郊区。他们又上车，回到城区。换了辆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看到硕大的几个字——“双流国际机场”。

他们在机场附近的公园待了一整天，看飞机从头顶上方的天空飞过。他们路过一个景区，看人们不交钱直接进，他们也跟着进去了。景区里各种游乐项目，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不过都要收费。他们就观看其他孩子玩这些项目。他们跟着指示牌，走到了崇州。华子不喜欢崇州，他觉得崇州比毕节差远了，“那儿楼不高，小区门口都有保安，我们也不能进”。他们决定继续往前走，到温江。温江也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华子组和祥子组相继被民警找到。两兄弟会面后，华子听祥子说，祥子组也走到了双流机场，他们到机场是骑共享单车去的。他们在路边发现一辆共享单车，车没锁，就自己骑着了，隔着不远又一辆，也没锁。一人一辆，正好。那之后，祥子和小豪两人就一直在机场徘徊，没走很远。

祥子和小豪的旅程更像是随心游。后来，祥子回忆，他跟小豪不只吃面包，还花钱买了雪糕、香肠和鸡腿，被找到前一天，他们的钱都花光了。哥哥华子听到这事儿，有点懊悔，鸡腿他都没尝过，钱都用来买面包了。即便如此，他跟陈鑫的钱也在被找到前一天花光了。

缺失

对项必友来说，听到儿子们出走的消息，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他先忙着为村里的一位老人送了葬，而后才赶到成都。

他数不清这是华子和祥子第几次出走了。第一次是华子一个人，他那时候才8岁半，一个人走到了离革新村七八公里的竹园乡。后来他开始带着祥子一起，还有几次带了两个表弟。

最长的一次离家出走，华子和祥子一起，在毕节生活了4个月。这期间，项必友报了警，满城地贴寻人启事，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找了4个月，头发白了一截。

华子说，他和祥子那次在楼道安了个家。住户上下楼都搭电梯，没人去楼道，他们因此从未被发现。电梯前的垃圾桶成了百宝箱。他们在里面翻出了散着棉花、破洞的被套，棉花塞进被套，然后垫在身下睡觉。而垃圾箱里的外卖解决了一日三餐的问题。那些外卖，有的吃了一半，有些甚至连盖子都没打开。华子心想：“好浪费啊，城市里面要都这么浪费的话，那一天得浪费多少吨？”

倘若不是一天在广场上玩的时候，被警察抓到了，华子和祥子或许可以一直靠外卖和楼道生存下去。跟着爸爸回家以后，妹妹飞飞问过华子晚上睡哪里，华子答，睡地上。又问：冷了怎么办？华子答：冷就挨着。“那语气就像开玩笑一样。”飞飞回忆。

华子说，他觉得实在跟爸爸沟通不来。妈妈虽是火爆脾气，但还是能沟通的。“我当时就感觉没有妈妈不行，想去毕节找妈妈。”

华子记得特别清楚，他离家去吴桥的日子是去年9月26号，因为那天离10月1号很近。大概是2014年，华子妈出去打工。离开前，华子妈跟华子爸项必友说：“反正我也管不住你这儿子，你在家管还好点，我去赚点钱再回来。”那之后，华子妈失联了3个月。过了几个月再联系，华子妈跟华子爸提出了离婚。项必友在电话里说：“要离婚你回来离。”但7年过去了，华子妈始终没回来，也很少打电话。直到去年，项必友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10月1日会回来——离婚。

华子妈跟华子爸的相恋是个一见钟情的故事。华子爸22岁那年去跳花节玩儿，那一天，苗族的男孩女孩都会穿着苗族服装，围在一起唱歌、跳舞。从结婚照上看得出，华子妈年轻时绝对算得上美女，眼睛有神，鼻子小巧。那次聚会两人聊得来，就走到了一起。华子爸现在回忆起这故事少了点浪漫，多了分现实，“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的，因为没有钱去交那个钱（彩礼），大家遇上了，互相看上了，就走了”。

结婚后，项必友跟华子妈承包了10亩地，一起种烟叶。但那几年，贵州气候不好，雨少，种地赚不到钱，他才去打工。那些年，项必友的目标便是赚钱。他心里计算着，努力打工赚了钱，能还了他爸传给他的债。

项必友在鞭炮厂打工，跟着厂子从广州到了郴州。他干活积极，人也聪明，领导赏识他，一度成为工头，管着厂里80多号人。普通工人一个月拿400块，他拿600块。而华子妈则跟着他，待在宿舍里带孩子。后来厂里想重用项必友，但要求他别再生孩子，免得耽误工作。当时他已经生了大女儿和二儿子，还计划再生，因为“生得少了在村里容易受欺负”。

大姐、华子、飞飞和祥子的童年都差不多。出生后先待在父母身边，跟着项必友住厂里的宿舍，等3岁再被送回毕节，由奶奶照看。再加上华子小叔的4个孩子，最多的时候，华子奶奶一个人要带8个。2012年华子奶奶去世，项必友不得不放弃湖南一个月四五千元的薪水和工厂的工作。回到毕节后，他只能接些散活儿：给人家跑车，去工地上打零工，在葬礼上吹丧乐。活儿少的时候一个月拿一两千，活儿多的时候拿3000元左右。

项家的情况在村子里不是独一家。一个跟项必友情况差不多的男人说，他跟妻子分居八年了，还没离婚。他的妻子跟华子妈一样，出去打工，一去不回。而他们的孩子，这些因父母离婚、失踪，由父母一方抚养，但抚养人外出务工或无实际监护能力的未成年人则成了“单亲留守儿童”。由于家庭功能的瓦解、家庭教育和关爱的缺失，单亲留守儿童比普通的留守儿童会经历更多成长“空窗期”。

10月1日，诉讼离婚那天，华子妈提出要大女儿和三女儿，让华子爸付抚养费，一个孩子一个月500元。华子爸不同意。“她要孩子也可以，要就全要，四个孩子都带走。但是她才带两个走，我就一个都不给。”

“如果他要两个儿子呢？”我问。

“给她！”

项必友无法理解儿子们为什么屡屡出走，他认为那是他们妈妈留在他们身上的印记——“只会逃避，不敢面对”。

在同村伙伴面前表演杂技让祥子有了点成就感，他跟父亲说，还想回去学。至于华子，他还没有太多方向。他说过想留在竹园乡读书，接着又改口说想去学修车，后来还说继续练杂技也行。项必友心里仍旧不踏实。他觉得，儿子们现在的安定只是暂时的，说不好哪天，他们又悄无声息地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