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1895～1968）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了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这个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荣誉终于告慰了阎宝航的在天之灵，也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情报收集的往事为更多人所知晓。

1895年，阎宝航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阎宝航参加了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与张学良等奉军高级将领都有深厚交往，并逐步出任了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利用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阎宝航出色的组织才华和交际能力，受到同是基督教徒的宋美龄的赏识。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后，阎宝航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1935年，阎宝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西安事变”之后，阎宝航一直在多方设法营救张学良，曾经四次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

早在基督教青年会时，阎宝航就接触了共产主义理论。1937年，阎宝航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张学良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同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周恩来部署，阎宝航主要侧重于收集战略情报。阎宝航的小女儿阎明光曾经回忆过父亲那时从事情报工作的场景：1941年，大姐阎明诗也被周恩来从延安送回重庆，配合传送情报。全家人每周要去北碚两次，因为电台设在那里。每逢出行，阎宝航便将孩子们打扮一番，看上去好像有钱有势的上层家庭出去旅行，从未受过阻拦。阎明诗手里有一本《圣经》，其实是个密码本。阎宝航的情报，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通过交通员、母亲的侄子高维升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是在1942年，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徐仲航被捕，他是地下党，也知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最终徐仲航经受住了渣滓洞酷刑的考验，阎宝航也通过李济深向戴笠担保，成功营救出徐仲航。

阎宝航在情报收集上有两次巨大的贡献。他于1941年5月，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聚会上得知了德国将在6月进攻苏联的消息，将其告知中共。事后朱可夫元帅说，正是这份情报证实了另外一份来自德军投诚人员情报的可靠性，苏军提前进入了紧急状态，避免一场灭顶之灾。另外一份重要情报，是阎宝航得到的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中共迅速将信息通报苏联。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时，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已经掌握了整个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日本关东军在一周之内被消灭。

解放后，阎宝航担任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他对自己过去的事情很少提及，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文革”开始后，阎宝航由于之前国民党的身份而受到了迫害。1968年，阎宝航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05年，当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再次谈到了阎宝航，罗高寿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潘汉年（1906～1977）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不仅了解党的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地址。因此，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组建，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直接负责。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由此，潘汉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生涯。

此时潘汉年已来到上海6年。6年的时间，他从一名普通的创造社成员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打扮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有个“小开”的称号（上海话，富家子弟）。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阔的人际关系成为他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比如，曾为袁世凯幕僚、后来又是杜月笙高级幕僚的杨度就是潘汉年情报网中的重要一员。杨度入党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这个秘密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前才公布。

潘汉年成功地将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结合在一起。老同盟会员、当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王绍鏊，辛亥革命后曾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胡鄂公，经济交易所经纪人、工商界名流章乃器的胞弟章秋阳……他们都被潘汉年发展成情报搜集员。甚至一些不起眼的邮电局投递员、大商场柜台的售货员，都是潘汉年情报网的一环，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期间经过潘汉年的情报网汇集的重要战略情报包括：正在酝酿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美、英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企图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和日本做交易；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

1939年5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香港。10月，潘汉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不久回到上海。此后，他经常往返于香港、上海之间。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从1942年初到5月，潘汉年等人严密组织，从日军的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等，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内地及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爱国青年。

1943年，潘汉年在另外一位情报人员关露的安排下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见面。同年，他又在李士群的要求下会见了汪精卫。这次和汪精卫的会见潘汉年并没有向上级汇报，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他担心被牵连。这件事成为之后终结潘汉年政治生命的祸根。

1955年，身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他的内奸罪包括三条，除了和汪精卫会面之外，还有1936年投降国民党，以及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参与审案的几人都觉得案情疑点颇多，在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后，谢觉哉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的。”

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劳改农场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那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很大功劳。”

关露（1907～1982）

1939年秋天，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秀的女性走进了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的总部。她就是关露，本名胡寿楣。她来这里的目的是接触总部主任李士群，暗中向中共传递有关日伪的情报。李士群本是共产党员，1932年和妻子被国民党中统逮捕时叛变。李士群是个投机人物，采取了在日、汪、蒋以及中共之间走钢丝的策略，因而是中共能够加以利用的对象。

如果没有中共的安排，关露的名字大概会随着她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192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关露开始了文学创作。1932年她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共产党。关露相继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小说集《新旧时代》，并在40多种刊物上发表过260多篇作品，在上海“孤岛”时期与丁玲、张爱玲并称“上海滩三才女”。

关露大约一个月去76号两次，与李士群夫妇一起喝茶聊天，回到住宅她就向潘汉年情报系统报告。关露最出色的成绩，是通过对李士群两年的观察，彻底掌握了他的思想动态，并安排潘汉年与李士群会见，尽管这次会见也给潘汉年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通过会面，李士群增强了靠近共产党“留条后路”的信心，他陆续往苏北解放区运送了一批药品。后来，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于1943年9月设计毒死了他。

关露的下一个任务是进入到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合办的中文刊物《女声》中工作。组织希望她能够利用机会，暗中找到日本共产党员，得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在《女声》担任编辑期间，关露尽其所能利用栏目隐晦宣传对人民有益的文章，同时竭力避免汉奸言论出现。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女声》派关露作为代表参加。关露不仅顺利转交了一封给日共领导人的信件，还将分配给她的演讲题目《大东亚共荣》改为《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扭转了日方宣传军国主义的初衷。

由于从事情报工作，关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往日“左联”的朋友逐渐疏远了她，报纸也对她的汉奸身份不断进行嘲弄。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露来到了解放区。本以为一切可以从头开始，但她依然要面对误解和怀疑。她曾将对党的追求创作成诗歌，交给《新华日报》，却被告知需要更换署名，因为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考虑到自己名声带来的影响，她不得不与恋人、正在担任外交重任的王炳南断绝关系。从此关露关闭了自己的心扉，终身未嫁。

新中国成立之后，关露一度回归了心爱的文学事业，意气风发。1951年，她刚出版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看中，要她改编成电影。可是好景不长，受到“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牵连，关露于1955至1957年、1967至1975年两度入狱。出狱时，她的健康状态已被彻底摧毁。1982年，在得到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后不久，关露选择了服用安眠药平静离世。在她的遗物袋子里，依然珍藏着王炳南送她的照片，背面她写了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在吞下安眠药之前，她还在装药瓶的牛皮纸信封上写了最后一句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袁殊（1911～1987）

袁殊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曾经以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等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是中共情报史上一位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在加入中共之前，袁殊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左翼报人。青年时代，他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周刊，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被枪杀的消息。1931年，袁殊入党，即进入中央特科工作，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成员。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首先进入中统内部。接着袁殊按中共指示到“新生通讯社”担任记者，利用这个身份了解国民政府内部消息，同时接近日本人。袁殊因此结识日本驻沪外交官岩井英一，成为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当时中、日正在就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谈判，由于袁殊有岩井的渠道，消息准确，吴醒亚对他非常器重。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一位曾经在30年代见过他的记者回忆，袁殊身材矮胖结实，神采奕奕，平常来看他的人很多，可见他交际广宽，而一个20多岁的摩登女郎则是常客，她是同为情报人员的女作家关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向大后方撤退，军统头子戴笠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来布置潜伏任务，杜月笙推荐了袁殊，如此一来袁殊进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袁殊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军统为他记了大功。一次惊险的遭遇则是袁殊在奉戴笠之命暗杀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时，由于军统上海区区长出卖而被捕。潘汉年对外暗示岩井前来救人，岩井通过疏通渠道才将袁殊担保出来。

不仅是国共两方都在争取袁殊为自己工作，日本人也在积极争取和利用袁殊为其侵华战争服务。1939年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对外挂上“岩井公馆”的招牌。组成本部的主要人选均是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希望袁殊不能割断和军统的联系，袁殊给戴笠写信，说暗杀行动失败，他被迫与日本人合作。戴笠启用袁殊的重要原因就是看重他和日本人的关系，因此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这期间袁殊向潘汉年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包括：1939年英、美等国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动向是南下而不是北进。直到1946年，国民党才确定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北平解放后，袁殊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他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1955年，“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同样将他牵扯进来。他因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2年。期满后又被关押了8年，一共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时间。在狱中，他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他还写了不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