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时代的“医院”与重大转折

是谁设计了这些现代生活须臾不可离的医院呢？你会发现，这种公共医院从来都不是明星建筑师——那种主要靠个人意匠出圈的小规模实践者——的菜。时至今日，医院设计还都是教科书般的操作，是“形式服从功能”的范例，建筑设计师不容易对医疗空间的组织程序进行重大的改变，也难以对医院做什么形式大于内容的创新。

举个例子，路易斯·康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内设计的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或许，还算上他在太平洋岸边的索尔克研究所——虽然也沾了“医学”这两个字，人们却很少提起空间和真正的“医学”的关系，甚至，也很少有人关心这些建筑里的实验室究竟在干吗？路易斯·康不是不关心那些具有功能的部分，比如服务塔楼，它们构成了人们对这些建筑最深刻的印象，也经过了悉心的推敲，混凝土的构造随着楼层往上逐次变大，但他主要是醉心于这些建构形式本身的表现力，至于未及定义的大空间具体怎么使用，就是客户自己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找到名建筑师来设计医院呢？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841～1918）是欧洲现代建筑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设计过一座斯泰因霍夫医院（Steinhof Psychiatric Hospital），算是难得在建筑史上留名的医疗建筑作品。尽管那有着金顶的大理石教堂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一点现代设计意味的医院建筑，本身看起来却很平庸。尤其是现在，人们可能很难理解这两个东西——教堂、诊疗，为什么会组合在一起。但是，貌似古怪的搭配，却很好地解释了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那样的“专业建筑”，为什么会让一个喜欢谈哲学的设计师染指。瓦格纳的时代，也正是“医院”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在现代建筑的前夜，也是现代建筑所需要的文化滋生的前夜，两种完全不同的创造性力量碰撞在了一起。

1907年，批评家海维西（Ludwig Hevesi）和一个法国雕塑家朋友一起回城，乘火车经过维也纳郊区的这片森林，在小村上方的长坡上，他们发现了这座建筑。那个时候，他们远比我们要惊喜得多：“……一座白色的城市，在夏日艳阳下熠熠生辉……”征服海维西的主要是它可观的规模：“洗衣房可以洗500万件，一部电气轨道车由厨房用大家伙儿送餐”“整个城市有100公顷（实际143公顷），60座彼此独立的建筑，每座40米的间距，2500人的容量将来可以扩展一倍”。行到高处，山坡上面依然有着古典形象的天使和圣徒雕像。但是巨大的长方形窗户和朴实的铁艺、雨棚，配上20世纪的染色玻璃、游泳池，医院，毕竟是“一个现代性的征兆”（omen）。

这个叫做鲍姆加登（Baumgarten）的古村，其实被称为“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故乡” 更好，这位奥地利最著名的艺术家就出生在那里。但这座医院却是一座让参观者精神紧张的精神病医院（asylum），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都是维也纳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同类医院之一，直到新世纪还在运行。

如上所述，瓦格纳时代的医院其实同建筑一样处于关键的变化时期，最终它帮助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公共卫生制度。这以前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医院，有的只是那些让人联想起不大好的含义的零余空间，救济院（almshouse），弃婴所（foundling home），孤儿院……英文里的医院（hospital）和招待所的“招待”（hospitality）有着同源的关系，这不是偶然，就像上面的精神病院其实也是庇护所（asylum），人们经常在这里找到一个城市中的孤苦病患，尤其是那些生了让人望而生畏的“重病”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

通常是私人提供了城市里有限的收容空间，来安置这些无处可去的可怜人儿。但是初创的医院绝非慈善家好心打造的天堂，旧时的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认为病人至少是“不正常”的，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后来所争辩的那样：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医学，也就是基于科学信念的那种医学，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改造了社会关系的医学，是一种基于新的制度建构和组织条件的生命政治，建筑和治疗手段一样，构成了社会层面的生命“技术”。它们在慷慨地提供“庇护所”的同时，也将个体明确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中。

囚禁这些患者的空间究竟应该是福利院还是一座监狱？那时的医生施予病人的到底是关爱还是刑罚？至少对于精神病人来说，他们的待遇在现在看来不能算是很人道的：洗冷水澡，锁链缠身……寻常病人也差不多，他们在世人眼中和罪犯不无相似（难怪很多医院的革新也是从监狱管理的经验里开始的）。有条件居家治疗的人绝不会到这里来。

当疯人院变成了精神康复所，庇护所转型为现代医院的时候，医疗确实变得更为公平了，病人不再和社会渣滓为伍。不正常的地方变成了公共场所，大学和城市专业人士加入了现代诊疗（clinics），国家出面，使得治病这件事成了一种标准操作。当医院和社会上所有人都有关的时候，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相遇，它无意中成了和教堂同等重要的社交空间。

医疗空间的社会性

除了救死扶伤的实际意义，这种新的空间如同工业时代勃兴的博物馆、工厂、银行等一样，需要同时建立起同新旧两种文化的联系。如果说博物馆的核心技术是和“看”相系的，工厂有关物质循环，银行取决于金库和数字管理，一开始的现代医院建筑主要处理和自然的关系，其次才是人和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已有的植物园，它同时是自然的（有益健康）和文化的（新的健康观念）。这种观念从斯泰因霍夫医院建立的一百年前就开始了，花园语境里的庇护所有了些全新的、好听的名字，比如别业（Retreat）。1796年由图克（Quaker William Tuke）建立、贝文思（John Bevans）设计的约克别业（York Retreat），试图为病人建立“另一个家”（surrogate home），医院设施被称为亭阁（pavilion）、别墅（villa），恰恰反映出新的医疗体系试图强调要改造的医疗空间的社会性。

表面上正常的人间氛围，让家庭式诊疗（family-care treatment）有点像今天最先进的社区治疗了。斯泰因霍夫医院这种配备田圃、工坊、厨房帮助病人康复的医院，把最早那种功能单一的避难所变成了社会综合体。20世纪初的乌托邦走得如此之远，医院建筑的绿化面积比建筑本身占据的空间还要大，有点像是笼子升级成了动物园——但是，毕竟还没达到野生动物园的级别。“安静”的、能治愈的和不能治愈的患者是分开管理的。并没有想象中的栅栏，气氛一派祥和，事实上，你依然能在这些亭阁别墅中发现那些隐藏得很好的囚禁疯人的铁窗，走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八英尺高的围墙和围廊。19世纪末，身处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中的人们也许是有点儿厌倦急剧变化的城市中心了，但是即使在看起来天堂一般的郊区，成就了这个时代的技术和信念依然无处不在。要知道，经过精心组织的现代公共医院，必然涉及两个因素：集中收治提高效率，对于城市大众而言当然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医院也带来了“交叉感染”的问题，不同类的疾病之间存在着互相拖累的可能。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向后看”。在大工业时代能够组织如此复杂的金融、物质、文化生产网络，人们就可以同样发明出巧夺天工的“自然的技术”，最终取代了自然的角色。尽管斯泰因霍夫医院在惦念“花园城市”的20世纪初兴盛一时，那个时代的医院却开始从分散式的郊区医院向着集中式的城市医院发展。

凭着直觉，人们早已意识到通风装置系统引入的“新鲜气体”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出海归来的水手，体验过战争中风餐露宿的士兵，或者是疫病流行的“避难所”里的病人自己，都联想到了腐烂物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但是直到建筑体系逐步工业化之后，人们才有可能系统地改进病房内部的通风装置。1752年，伦敦西南部特丁顿的科学家黑尔斯（Stephen Hales）说服伦敦纽盖特监狱在监室上开通风孔，这一点很快受到了医院的关注。1758～1762年，英国普利茅斯建立的通豪斯海军医院是首个贯彻了通风观念的医院。

大型风扇可以实现良好的室内空气循环。不过，19世纪尚有可能在郊区建造斯泰因霍夫医院那样间距较大的大型医院和疗养所，20世纪高密度大都市全球开花才是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快速改良医院建筑的直接动力——要把所有医院都放到通风良好的自然环境里不大现实了。从通豪斯海军医院起又过了整整两个世纪，在瓦格纳之后50年，建筑通风通常只是指人工通风，建筑门窗的密封标准显著提高，几乎所有新建医院建筑都开始安装空调和主动送风的设备。这样一来医院用不着放在郊区，也不占太大面积，摩天楼里也能紧凑地安置传染病病房——医院这才成了无处不在的公共设施。

就像最早的庇护所并不只是慈善家的好心而为，公共医疗不仅是一种福利设施，它们同样象征着让一个社会稳定下来的那些重要的东西，也许，是人心的某种“基石”。最初人们对于病患的起因并不那么自信，这构成了现代人所说的那种“迷信”的来源之一——时至今日，很多人对病是治好的还是自愈的，依然存在不同看法。福柯说服我们看到现代医疗的两面，科学精神和技术进步在提高治愈率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刻意地制造出了一种新的身体政治：你的健康从此不仅和你本人相关，它也是临床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在特定的空间语境中认知的对象，是而且只是“专业”的。不像精神病毕竟只和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有关，尤其是传染病观念和流行病学的普及让所有人，不管老少贫富，都变成了公共医院所重塑的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你看，除了正常的（疯癫的），还有免疫的（易感的）、清洁的（带菌的）、轻症的（ICU）、急诊（慢性病）、门诊（住院）……现代医院像极了一部空间的机器，以科学之名，教科书般的分类是不容蔑视的。福柯认为临床医学把感受置换成了“物”，因为“你感觉怎么不舒服”变成了“你哪里不舒服”。后一个关键词恰恰是医院设计的关键所在。当代建筑学本身强调的一系列“先进”的城市策略：多功能、共享、弹性（resilience）、透明……在这里统统行不通，相反，分科、隔离、保护、密封成了设计医院不容驳斥的关键词。

没有医院建筑大师，只有医院加建筑大师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现代故事的起点：瓦格纳是如何搅和到设计一座具有现代医院雏形的公共设施这件事里来的？我们只知道，下奥地利州议会早在海维西和他的法国朋友看到医院的四年前就批准了这个项目，设计本身是次年（1904年）完成的，1906年发表。这本不是一个开放性的竞赛，这位在此时已经如日中天的大建筑师和政府关系不错，因此才有机会主导从具体建筑设计教堂到规划多达60幢医院建筑，对开业建筑师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项目”。

问题是瓦格纳真的是一位医疗建筑的专家吗？很明显，那时并没有医疗建筑专家，只有建筑大师。瓦格纳需要和心理治疗师、政府官员、政府雇佣的建筑师，以及天主教会的代表一起工作。这伙人在筹划医院时显然已经有了一种空前的“公共精神”，而建筑大师对于精神病院的制度及其最新变革其实只是略知一二。这便暴露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尽管现代建筑的历史被研究者赞誉为一部社会进步的历史，但喜欢谈论艺术胜过研究房屋结构的建筑师，未必是他们接触的如此广泛的社会领域的行家。瓦格纳只是规划了他的医院的外表，在当时给人一种平易近人、开放而热情的感受——但是对于委托人而言，这也很重要。

斯蒂文森（Christine Stevenson）发现，在这个时期，医院专业人员和建筑师之间的诉求和审美差异依然明显。大建筑师固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诊疗医师的特殊话语权也是不可动摇的。其实双方没大改变对方什么，现代主义建筑在宣称自己与时俱进的同时，也削弱了米开朗琪罗时代建筑师的全能地位，把强调功能的自己反而放到了功能的对立面上——关键是医院的功能变得空前复杂了，尽管能操画笔的建筑大师后来又经历了几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追赶，要想突破专业的边界去引领一个非常“专业”的空间，就不能花很多时间了解那个“专业”同样飞速的进展。日趋专业不是没有僵化的危险，必要的跨界却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就像设计了肺结核病疗养院（Paimio Sanatorium）的阿尔托顺便又为病房的色彩创了前例，形式平易的医院建筑和在最上面巍然屹立的教堂，即使看上去也已经截然不同，这些平顶的、灰红色砖块白石膏的建筑，和超然世外的、有着水平上楣教堂的风格形成对照。要知道，在此之前，路易十四建造的巴黎荣军院（又名“巴黎伤残老军人院”）和一座宫殿并没有什么两样，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医院是古典主义式样的，而约克郡的布山姆收容所（Bootham Asylum）看上去就是一座“唐顿庄园”。

分离派主题的熟铁大门，有着绿色的屈曲花样，现在看起来有些老套了，对瓦格纳的时代而言却是轻松的，大大“进步”了的；对医院而言别开生面，一条林荫大道串起了中央轴线两侧沿着山坡往上漫布的医院建筑，还有行政大楼，剧院和社交中心，大喷泉，以及前面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厨房……瓦格纳的规划其实是由在历史上并不有名的布格（Carlo von Boog）和伯格（Franz Berger）落实的，他们受雇于政府，贯彻了大师的意图，力图既保持有机形态，又展现出一种新古典主义特有的秩序感。同时真正传达了进步的讯息。即使教堂依然给人传统的印象，立在“神圣草茵上的庙宇”，其建筑结构已经是轻量级的。困扰前辈结构设计师的穹顶的重量根本不是问题，建筑大师大可以放心地考虑他的形象，他的工作对象现在主要是在纸面上（以及后来的电脑屏幕里）。

相反，另外一批委托方雇佣的真正的“医院建筑师”，开始操心的是如何用电灯光照亮祭坛中靠自来水管流动的涌泉，以及护士们怎么就近照顾做礼拜的患者。

委托瓦格纳的政府人士意识到，必须先允许建筑师有一定的创造性自由，才能让他做这种棘手（thorny）的活计，因为大师有能力把时代进步“翻译”成人们都理解的形象。随后医生才坐下来和建筑师一起商量技术问题，这种合作方式短时间内达成了成功的共谋，但也为日后双方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