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8日，美《星条旗报》记者萨尔（Rose Thayer）在该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得州参议员呼吁明确创新力量之时，陆军宣布了未来司令部新的领导人》的报道。当我把这篇报道的截图发到微博上，并说这是一个由美军“军改”而引发权力斗争的典型案例后，一位媒体朋友就问我：“你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对此我回答说：美军方也许还没想好如何应对8月初时解放军在台海展示出来的“新常态”。

要解释这个答案，首先要说一下美陆军的未来司令部（AFC）和现任美参联会主席米利的关系。2015年米利出任陆军参谋长时，美陆军的武器装备发展正面临几次向前推进都失败了的困境。为此米利设想在陆军原有的三大司令部基础上再成立一个由四星级上将主持的司令部——AFC。但当时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对此并不感兴趣，直到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米利才得到了机会。随后，在2017年任陆军部长的埃斯珀（2019年担任过防长）和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支持下，同时又有“大国竞争”的“国防战略”出台的大背景，AFC终于在2018年8月成立，总部就设在得州首府奥斯汀市。

简单说，AFC试图只专注于优先发展其设定的陆军未来武器六大体系，并通过打破官僚障碍的跨部门运作，力争到2023年9月将24类应对“大国竞争”的新武器系统交付陆军。但今年5月，刚上任一年的陆军部长沃姆斯（Christine Wormuth）发了一份备忘录，将AFC成立时从陆军部文职管理层手中拿走的武器采购权要了回来。加之AFC首任司令自去年11月退休后陆军部一直未提名接任者，于是就有了前文提到《星条旗报》的那篇报道在第一段中就出现的“正在酝酿的权力斗争”表述。具体说，就是9月7日陆军部提出了AFC新司令的人选，而一直激烈反对陆军部“拿回”武器采购权的得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John Cornyn）也于当天提交了一项修正案，要求陆军部必须在180天内拿出一份详细报告说明“夺回”武器采购权的理由。

说到这儿，就可以看出所谓“权力斗争”，就是国防部代表的文职管理层与军种支持者的国会议员之间的博弈。到底谁占理呢？国会议员的理由是，AFC成立4年多来成果显著，在发展新武器方面确实比之前效率提高了很多。而国防部则认为，保持文职官员对武器采购的监管是防止“利益输送”的制度安排（如2021年AFC就为德州经济贡献了约3.71亿美元及2200个直接和间接的工作岗位）。此外，沃姆斯还曾是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副防长，拿回特朗普政府批准成立的AFC的相关权利似乎又有“党争”色彩。总之，很难说清楚谁更占理。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晰的，即双方在强调自己更“占理”时，都会强调是为应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且都不止一次提到了台海冲突。

最后我想说的是，恰恰因为他们提到了“台海冲突”，我才会想出这篇专栏文章的题目。其原因在于，当年设想并参与创建了AFC的米利上将仍是在任的美军穿制服最高官员——参联会主席，而他对目前AFC背后的“权力斗争”无疑感到很纠结。而解放军现任的军委联合参谋长李作成上将，无疑对8月初解放军在台海方向展示出来的“新常态”很熟悉。巧合的是，在今年的7月8日，李作成上将曾“应约”与米利上将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中谈到台海问题时李作成上将说：中方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