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旭  

选自《新知》总第16期-新智人

《东丹王出行图》

契丹一族源于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势力虽不及匈奴可以横亘整个欧亚大陆，但也对东亚、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群的基因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蒙古语和俄语中犹称“中国”音同“契丹”。然而经过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作为民族实体的契丹如今已不复存在，其留给后人的除了名垂青史的丰功伟业，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之外，还有众多未解之谜，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莫过于针对其人群来源与流向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针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人骨标本所选用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正日益更新，古DNA研究因能科学、准确且细致的还原人群之间、人群内部的亲缘关系、遗传学疾病等信息而逐渐为人所知。目前，国内已有的古DNA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由母系遗传决定的线粒体DNA研究，以及仅存在于父系遗传决定的Y染色体DNA研究。其中，线粒体DNA研究因其具有母系遗传、多拷贝、突变率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群体遗传学和进化遗传学的研究。Y染色体DNA研究则具有多态性和遗传稳定性特征。学术界对于契丹一族的缘起由来向来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历史学专家根据史料研究得出契丹应出自鲜卑宇文部，却苦于缺少科学可信的证据；语言人类学者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仅能将契丹语归类为阿尔泰语系，却因资料有限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契丹人起源的传说，当属“青牛白马”流传最广，《辽史•地理志》记载：“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在这一传说中，“神人”乘白马浮过的“土河”即今漪澜遍及辽西地区的老哈河，而“天女”驾青牛车所泛“潢河”即今西辽河北源的西拉木伦河，若此传说可信，那么辽西地区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应为契丹族起源之地。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北方、特别是辽西地区夜以继日辛勤发掘，使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墓地、赤峰市山嘴子墓地、耶律羽之家族墓地、辽宁法库地区的叶茂台墓地、阜新地区的关山墓地悉数亮相，为针对契丹人群所开展的生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经考古学研究证实，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为契丹贵族耶律羽之家族的长眠之所，辽宁省法库、阜新地区则葬有辽中晚期声名显赫的萧氏家族。据《辽史•国语解》所记：“《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后萧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由此可知，辽国皇族以耶律为姓、后族以萧为姓。那么，针对耶律羽之墓地和辽宁法库、阜新地区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相关生物考古学研究将为探寻契丹贵族的人种学源流提供直接且科学的依据。

中国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对目前考古发现出土的契丹人骨种系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颅骨测量学研究结果表明：以耶律羽之家族墓地、辽宁省法库和阜新地区萧氏家族墓地为代表的契丹贵族，均具有圆颅、高颅结合阔颅的颅骨形态特征，也兼具扁平且宽的面部形态，在众多辽代壁画墓中都曾渲染过这样的契丹人形象，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但也在个别测量项目上体现出东亚蒙古人种特征，在与众多古代对比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其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的三道湾墓地为代表的汉代鲜卑居民存在较近的颅骨形态学关系。

为了进一步确定契丹贵族的种系成分，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许月副教授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对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家族墓地出土的27例契丹人骨样本进行了古DNA研究，结果表明：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所代表的契丹贵族人群与鲜卑人群的遗传学距离较近；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小雷硕士通过对辽宁阜新地区关山辽墓萧和家族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发现：其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之间显示出了密切的遗传学关系。针对契丹贵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变异位点、突变率、单倍型归属和共享序列分布上，以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与辽宁阜新地区关山辽墓萧氏后族为代表的契丹贵族人群、古代鲜卑人群以及以内蒙古赤峰林西地区井沟子墓地为代表的东胡人群彼此分享较近的遗传距离，同时还均与外蒙古地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为代表的现代北亚人群之间遗传关系较近，即契丹、鲜卑、东胡人群在线粒体DNA所代表的母系遗传关系上均表现出具有典型的北亚人群单倍型分布特点。

据《辽史•世表》曰：“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邮，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而《新唐书•北狄传》亦有云：“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颅骨测量学研究与古DNA研究结果都表明契丹贵族与鲜卑人群之间的确存在较为密切的遗传学关系，恰与历史文献中“契丹出自鲜卑”这一记载相呼应。

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曾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通过线粒体DNA的分析所表明的契丹贵族人群、鲜卑人群以及东胡人群之间较近的遗传距离似乎证明了文献记载中“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为东胡古族的后裔”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