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第一次去台湾讲学，短短一周时间，参观了不少地方，感触颇多。不过印象最深的，不是101大厦，不是故宫博物院，不是日月潭，而是台北的忠烈祠。

台北忠烈祠位于圆山脚下，原定的参观计划中并没有这一项。在台最后一日，朋友驱车送我入住圆山饭店，路过一座大牌坊，上镌“万古流芳”、“忠义”、“千秋”字样，一问才知，正是忠烈祠所在，于是立刻下车瞻仰。

中国自古就有为殉难的忠臣义士建祠供奉的传统，各地最常见的是关帝庙，其次是岳飞庙，还有在唐代安史之乱中遇难的颜真卿、明末被崇祯帝冤杀的袁崇焕，后世都不止一个地方为他们建过祠庙。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对这一传统发扬光大，1949年之前在大陆许多些地区修建过忠烈祠。台湾地区从1946开始在各县市设立忠烈祠，1969年创建的台北忠烈祠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忠烈祠的性质大致类似于解放后大陆各地所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主要供奉国民革命各阶段牺牲的烈士，包含反清、讨袁、护法、东征、北伐、抗战各时期，也包括两次国共内战（台湾的官方称谓是“剿匪”和“勘乱”）时期，还有1949年以后殉职的各种公务人员。总的来说，祭祀的对象不断扩大，近年来一些为社会公众捐躯的警察、消防员甚至幼稚园教师也得以入祀。2003年又特别增添了清末中法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牌位。

台北忠烈祠规模广阔，气度宏伟，格局模仿中国古代祠庙，前设牌坊、大门，内设正殿、左右配殿、廊庑以及后园。牌坊使用汉白玉石柱和蓝色琉璃瓦，大门入口两侧墙壁上镌刻“黄花岗起义”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浮雕。

大门是五间歇山顶建筑，而正殿采用最高等级的十一间重檐庑殿形式，顶上覆盖黄色琉璃瓦，里面供奉所有烈士的总牌位；东西配殿分别供奉文英烈和武英烈，前者为文职人员，后者指从军将士，其中除各人牌位外，还包含著名人物的简介。

所奉烈士很多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国共两党对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各时期牺牲的烈士都给予承认，比如邹容、秋瑾、宋教仁、林觉民、张自忠、戴安澜等等。主要的差异在于两次国共内战时期，两党正在殊死拼杀，牺牲者在一方为烈士，在另一方正是大敌，位置恰好颠倒。

例如张辉瓒，1930年任第18师中将师长，在第一次大围剿中率军进攻红区，12月30日于江西吉安龙冈被红军活捉，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中有一句提到他：“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中共中央原本打算用他交换被捕的共产党人，不料次年1月28日在东固举行万人公审大会，现场一时失控，愤怒的群众将张辉瓒当场处决，并将其首级装进竹笼，抛入江中漂流。国民党政府后来在南昌为他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由何应钦亲自主持，各界七万多人参加，誉之为“剿赤勇将”，后安葬于长沙岳麓山，蒋介石亲题“魂兮归来”碑文。

大家更熟悉的人物是张灵甫，黄埔四期毕业，抗战期间屡立功勋，后任国军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74师师长，1947年于孟良崮战役阵亡（一说自杀），因为小说、电影《红日》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反派。同样的历史事件，我们常见的大陆叙述模式是：“我英勇的华东野战军经过三昼夜奋战，全歼敌整编74师，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台湾这边的说法是：“我整编74师师长张将军灵甫，率全师将士与共匪血战三昼夜，寡不敌众，壮烈殉国。”顺便说一句，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太平轮》中有一个名叫雷觉民的国军将领（黄晓明饰），身上就有张灵甫的影子。

还有因为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军统首脑、“特工之王”戴笠，死于淮海战役的国民党名将黄百韬、邱清泉等等，也经常以反派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历史书、连环画以及影视剧中，在这里同样都是最受尊敬的革命烈士。

另有一个不知名的谍报人员，于1949年后派遣大陆，潜伏数年，搜集了不少情报，后来终于被捕枪决。在我们眼里，此人无疑是万恶的国民党狗特务，在台湾这边就是活脱脱的另一个忠贞干练的余则成。

《读库1202》中有一篇《小九》，讲述了一个离奇曲折的真实故事：1950年主人公钮益惠的哥哥和姐夫作为特工从台湾潜回大陆，在他家设立电台，三个月后案发，全家七口人被枪毙，钮益惠本人因为只有十五岁而免死，在监狱里关了33年，一生坎坷，却毫无悔改之意。他回忆一些国民党特工被处决时，也会高喊“国民政府万岁”之类的口号，一如电影中慷慨就义的共产党烈士。《读库1304》中又有一篇《九爷》，写钮益惠出狱之后的故事，提到他哥哥和姐夫的灵位都供在台北忠烈祠。

大陆地区1949年之前所建的忠烈祠大多已经不存。最著名的南岳衡山忠烈祠在文革中也遭到很大破坏，许多烈士的陵墓都被摧毁了，近年来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大陆也长期保留了一些对国民党烈士的崇高纪念，比如北京有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可是更多英勇殉国的国军将士已经被或有意或无情地淡忘了。同样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台北忠烈祠没有找到左权、杨靖宇、赵尚志等烈士的牌位。对于这些为民族牺牲的先烈，两岸都应该抛弃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予更公正的评价。

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期都会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盖棺亦难以定论。时间会凝固许多东西，也会冲淡许多东西，更会反思出一些新的东西。敌我的界限未必永远分明，即便那些在国共内战中为自己的信念献出生命的人物，历史定位也不可能总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台北马场町是一个与忠烈祠性质完全相反的地方。1950年以来，这里成为国民党政权处决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刑场，著名红色谍报人员吴石将军、朱枫烈士、聂曦烈士等都牺牲于此。2002年8月，台北市政府在此设立了纪念公园，其中的展览打破禁忌，中立地反应了当年的实际情况，不再将殉难的共产党人定位为罪该万死的“匪谍”。2005年10月30日，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先生曾亲自参加秋祭追思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鞠躬表达歉意。这无疑是历史的某种进步。

台北忠烈祠有卫士守护，定时举行换岗仪式——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看上去青涩文静，甚至有几分纤弱，似乎与忠烈祠所承载的沉重的历史意义不太协调，不过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压抑的氛围。游客人数不多，都争抢着站在卫士旁边留影，很少有人仔细关注忠烈祠中供奉的内容。

这种冷清似乎是历史的必然。特别对于目前正致力于“去中国化”的台湾当局来说，忠烈祠中纪念的绝大多数人物恐怕都不是他们所推崇的。幸好还有这些纪念建筑存在，让许多记忆能够稍微保持得更久一些，并给我们提供一点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