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和尚

645年正月，也就是唐太宗十九年年初，长安城正在迎接一个人的回归。

这个人是远行印度、留学整整19年的玄奘。他走的时候，李世民尚未继位，等他回来，贞观盛世已颇具气象，长安是另一幅面貌了。而迎接者是房玄龄。唐太宗将迎接、安置玄奘的整个项目指派给了他这个得力的左右手，叮嘱他，要盛大。如何盛大？房玄龄决定公开展示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佛像和其他重要的旅行纪念品，将它们游行一大圈，最后都送到弘福寺收置。所以朱雀街数十里，“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都围挤在街面，烧香、撒花，看新鲜归来的和尚。

一面是朱雀街的繁华热闹，一面是玄奘心里头的清冷。他没有跟着大部队一起英雄凯旋般巡游，接受大众仰望，而是独自一人在官舍安坐。道宣的《续高僧传》里写过一句，说他“独守馆宇，坐镇清闲”，原因是“恐陷物议”。

在玄奘回国后的各项活动中，这幕开场是“缺席的开场”，人人热议，主角却不在现场。不过这个选择只是玄奘过人情商的一次小型展示。实际上玄奘刚刚回国，并不了解局面，但他知道的是，三国的魏就有著名的中国西行取经第一人朱士行，汉朝开始，中印两国就有僧人互相来往，所以他这一趟出国求经不是什么前无古人之事。实际上也后有来者。与玄奘同时代且同获得“三藏”称号的，还有义净。后者算是玄奘之后唐朝影响力第二的僧人，可与玄奘并称为“唐朝归国二僧”。他走海路到达印度，一去就是24年，回到中国时，“天子亲迎”，这个规格比玄奘当年倒还更高。

玄奘归国后给自己的任务很明确，他要翻译带回来的经书。留学19年，玄奘带回国经书数目为657部，翻译它们是浩瀚的工作量，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比如他最看重的《瑜伽师地论》，这是玄奘出发前心里列下的书单之一，当他终于到达西行终点那烂陀寺，跟该寺住持戒贤法师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这本书的梵文原文有四万颂，汉语译佛经，一般会把一颂译成四句，仅这一部，就有16万句，100多万字。657部经书，从何下手？玄奘借助“译场”形式，即，从全国征集网罗一大支僧侣队伍加入翻译班底，用优秀人才博取高效准确的翻译成果。无疑，这需要国家协助。

但是唐太宗对玄奘的首要诉求却不在翻译佛经。或者说，作为支持佛学事业的交换，唐太宗急需玄奘留学19年期间获得的第一手“西域风土见闻”。

见闻也不是猎奇意义上的观光见闻，除了物产和风俗，唐太宗更急于了解的是国家形势，幅员、人口、农商贸易、语言文字，方方面面的资讯皆是珍宝。特别是，玄奘归国当时，唐太宗正带兵在洛阳，应对突厥侵犯。从隋末开始，突厥便兴风作浪，李世民和其父高祖李渊都曾称败于他们，所以在太宗心里，这块心病当然是尽早除掉为好。

游记作者

玄奘与唐太宗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他归国后的第二个月。

史书对一僧一帝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记载得非常详细，读来令人感慨之处在于，你会忍不住假设，玄奘当时倘若能以官派外交官身份出使西域，其才能恐怕绰绰有余。比如，原本尴尬的一件事是，玄奘出发前曾提交过出国申请，这份申请究竟有没有交到皇帝手里不得而知，总之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传颂后世的玄奘西行，包括后来盛大的回归，都始于“偷渡”。

纪法严明，偷渡固然成功，不回来也就罢了，既然要回，当然要思考“如何安全回国”的问题。所以玄奘643年从那烂陀寺动身，进入唐朝边境前，在于阗国（今塔里木盆地南沿）作了一段时间的停留。停留期间他做了重要准备。他给唐朝皇帝写了一封信，直陈自己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他在信中除了简述自己西行纪要之外，还特意解释了自己为何到了边境还不立刻回家。总之这是封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信。

寄出信后，玄奘在于阗一边等待一边讲经，八个月后，唐朝的使者到了。使者带给玄奘一封正式公文，公文大意是，法师留学多年，终于学成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对罪责之事只字不提。这算是玄奘与唐太宗的第一次交手，看上去皆大欢喜。在往后的日子，太宗与玄奘这个佛教精神符号之间，还会有很多次交锋，一位老板和他颇有人气的下属之间那种机智交锋。但截止公文送达时，二人尚未见面。

玄奘回到长安后不久，就动身到洛阳去拜见唐太宗。在这次类似于求职面试的会面中，后者劈头就问，“师去何不相报”，当年走的时候，怎么没向我报告一声？如果你是玄奘，听到这种开场白，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在一万种表达委屈、发泄愤怒、告大状的可能性里，玄奘选择了最智慧的一个答案，他说自己当年离开时“已再三表”，但没说将申请书交给谁了，没有得到允许，怪不得别人，而是因为自己“诚愿微浅”，诚心不够。

一个是殚精竭虑希望开展佛学事业的和尚，一个是志在开拓疆土的帝王，在你来我往的交谈里，两个聪明人起码明白一件事：他们可以达成亲密合作关系。

一年后，玄奘就为唐太宗献上了《大唐西域记》共12卷。既写到了他踏足过的110个国家，也有他耳闻的28个国家。在献书附上的奏表中，他并不谦虚，他说前人出使，“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而他自己这本记录，“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地，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葱”是唐朝对帕米尔高原的称呼，“葱外”就是唐人心目中的西方了。

佛学大家之外，玄奘为人处世颇为圆滑。我阅读玄奘的资料，看到他西行路上，每至一个国家，似乎都能受到或是大法师或是国王的极大礼遇，甚至像高昌国国王愿与他结拜为兄弟。“他的名气到底是怎么传到他们耳中的？”我把这个疑惑抛给浙江大学研究东亚宗教文化的孙英刚教授，他说：“后人了解到的玄奘西行经历，全是从他的《大唐西域记》里来的，实际上并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证实。”

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过一段他与印度戒日王的对话，说戒日王询问他《秦王破阵乐》的内容。它是唐朝歌颂李世民（“秦”是李世民登基前的封号）的一首乐歌，孙英刚认为这段记录可存疑，可能是玄奘杜撰出来讨好李世民的。

这部书，当然是唐太宗敦促下完成的，同时也是玄奘的政治觉悟。全书记载了不少所到国家的百姓、士兵以及牲畜的数量，活脱脱一本“项目结案书”，只不过作为甲方，唐太宗在项目启动时并没有出经费罢了。

另一位求学僧义净，更勤奋，他传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在他归国途中完成的。

季羡林在他的《佛教十六讲》中，将义净的这两本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外加东晋时代法显的《法显传》，并称为古代僧人游记中的“三足鼎立”。史学界也都认可这三本书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印度古代史的研究。季羡林提到，印度民族不大重视历史记述，本国人民想要认真研究本国历史，常常需要乞灵于外国人写的书。

玄奘这本《大唐西域记》，内容丰富翔实，当时的确填补了唐太宗对西域的求知欲。当然，并没有谁能说得上来，玄奘留学期间有无记日记的习惯，但玄奘回国后凭借回忆口述出来的这本书，的确对后世尤其是印度这个国家追踪历史意义非凡。季羡林曾评论此书，“对地理学的贡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义净的两本书则是后继者。

早在19世纪，西方逐渐发现中国古代僧人所著原来是研究历史的巨大宝藏，开始翻译成法语和英语。中国人爱作史，也爱写游记，虽然不时有官派使者进行外事活动，但在纪录文明与地理的层面，还没有超过玄奘和义净两位僧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