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雪枫）

虽然在之前的叙述中曾经一笔带过去红塔礼堂听音乐会的经历，但出于腼腆，具体细节未及道来。眼见三联《爱乐》杂志及“音乐共同体”公众号催稿日紧，再不拿点干货出来，恐已无内容可写。所以这次我就说说那次比较难忘的音乐会经历。

北大本科四年，听了无数场音乐会，大多是中央乐团或者广播交响乐团在海淀影剧院的演出，当然还有几场是在北大的办公楼礼堂及大饭厅看的，但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场音乐会是在红塔礼堂听的英国BBC广播交响乐团的两场，记忆最深刻的是三首曲子——当然，对当时非常陌生的布里顿也是一下子就爱上了——那是歌剧《彼得·格莱姆斯》中的四首《大海变奏曲》。我不仅在现场听的如醉如痴，恨它太短，而且日后通过《广播电视报》，只要一知道哪天播送这首曲子，就一定想方设法录一次，因为太喜欢而导致心里发生小小的“变态”，通过收录机一次次地录，每次都觉得声音效果更好，而把上次录的删掉。

我到现在还纳闷的是，何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这次BBC广播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实况录音这么重视？这两场音乐会几乎每隔一周都有播送，直到我毕业离开北大前夕，还用半导体收音机听过一次勃拉姆斯的《F大调第三交响曲》。当我在音乐会现场的时候，第一乐章一开始的几个“命运和弦”声音未落，一连声的高声咳嗽响彻全场，差点把我气个半死。结果这几声咳嗽便像噩梦一样伴随了我差不多十年，每次打算从广播里录这首曲子的时候都想：这回是否把那几声咳嗽剪掉了呢？看来要么是技术上无法解决，要么是那个时候的电台工作人员已经不作为了，或着就是所谓“原汁原味”的理念作怪，以求高度还原现场。

那个时代这种顶级的交响音乐会实在是一两年难遇，所以是否能够买到入场券，绝对是乐迷忠诚度的检验。在北大两年多了，因为卡带的交流和日常的聊天，已经认识不少的同道，我们经常一起结伴听海淀影剧院的音乐会。当知道BBC要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死死盯紧了报纸和广播传递的售票消息，有人甚至专门骑自行车去红塔礼堂实地打探，然后根据“老炮儿”的经验，决定派几个代表在开票头天夜里就去排队。在一人限购两张的情况下，我们大概去了五六个人，在礼堂门口热火朝天地聊着，终于捱到天亮，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趾高气扬”地站在前面的位置。

票买到了，另一张票送给谁呢？别人似乎在彻夜辛苦之前就已经“名花有主”，我不仅没有“女朋友”，连想象中的目标都欠奉，所以这张珍贵的票害我耗费大量的脑细胞，最讨厌的是我身边的几个“损友”还一天到晚给我瞎参谋，推荐人选足有七八个之多。

音乐会的头天晚上，在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我们系低年级的一位姑娘，高高的个子，一头乌黑的披肩发，肤色白皙，寡言少语。其实我注意她有一段时间了，但从来没有说过话，所以那天在路上和她搭话确实唐突。好在她特别友善，欣然接受我听音乐会的邀请。我们约好第二天傍晚在校门口集合，一起骑自行车去红塔礼堂。一路无话，音乐会中无话，夜里回来的路上继续无话。那天听的正是布里顿的《大海变奏曲》和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在第三乐章的时候，我曾经感叹指挥大师诺尔曼·德尔·玛尔的节奏处理，低声地嘟囔了几句，这可能是我一晚上仅有的张口之一。回学校的路上，气候宜人，夜凉似水，有心仪的人儿在身边陪你蹬自行车，所有语言都嫌多余，只是，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我一直在说，音乐帮我度过青春期，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救了我这个多愁善感的少年，从而使我在感情上基本没有受伤。直到今天都让我感到最欣慰的是，在我的同班同学以及同级的世界史专业、考古专业中，热爱音乐的人越来越多，在宿舍聚会、酒后散步、春游秋游以及所有的“浪漫”之旅中，录音机都是不可或缺的“标配”，甚至有好几次出游，总有其他系的哥们儿把他宿舍哥们儿的四个喇叭录音机借出来一路小心伺候。所以我在北大的后两年，音乐总是与喝酒、郊游、兄弟情密不可分，这份情缘结下的果实至今不败，有的毕业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始终保持联系，有的通过微信也陆续前情重温，略有不同的是，音乐固然不可缺少，但每个月甚至每一周的酒聚畅聊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这不，写这篇“爱乐故事”的头天晚上，又是一次大酒喝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