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宝明

写这篇小文，完全是被荷兰学者任博德的《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撩拨起来的。笔者将围绕阅读对象所关涉的三个关键词说起：人文学、历史、科学。容易理解，这个解读也正合题中之义：诗意栖居无非是关乎人类的命题；馆舍则不越历史的时段；至于如何搭建，这也就是书名昭示的“被遗忘的科学”之“科学”了。以上算是“破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要一一解答以上三个关键词，重点是在“搭建”上—毕竟，这是一个关乎学科合法性的元命题。进一步说，人文学何以“科学”乃是其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这也是人文学者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要将一部洋洋四十余万字的论著读完是需要一点耐性的。好在作者的写作很接地气，第一章就开宗明义：“我将在本书中证明从古至今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理他们的材料（语言、文本、音乐、文学、戏剧和艺术），以及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要强调，或许不必要，人文学的历史并非关于音乐、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而是关于音乐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历史。这种历史始于最早的人文活动在古代的诞生。”（2页）对这一辩证，笔者在《诗意的人文与人文学的失意》一文中已经有所辨析（见《读书》二零一七年第十期），这里不再赘言。在此，笔者更想强调或者说重复的是，人文（关怀）星光灿烂、诗意纷飞，而且先于寥若晨星、厚积薄发的人文学。这是一部针对“人文学通史依旧‘曝光不足’”（4页）的填补之作，回到中国人文与人文学的现场，一句“伤人乎”（《论语·乡党》）的质询充盈着满满的人文元素；同样，那句“小子何莫学夫诗”（《论语·阳货》）的追问更是满载着一舟人文星辉。撇开孔老夫子的这一“诗学”理论算不算“人文学历史的基本元素”这一命题，事实却是：任博德恰恰将司马迁“设计”的“一种同时关乎历史编纂学与诗学的叙事方案”（5页）算成了中国人文学始祖。

或许，读者不必太纠结于这样一个“算法”。毕竟，对这样一本世界范围鸟瞰并试图一网打尽的百科全书式人文通史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按照年鉴派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算法可是地地道道的长时段理论援引者了。四大文明古国尽收眼底，而且尽可能追溯到他所认为的元老鼻祖。基于这样的长度，更有“望尽天涯路”的宽度，如同作者自己在“关于方法的说明”的附录中交代的那样：“它们涵盖了从公元前六零零年到公元二零零零年这段时期，关涉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欧洲/美国。”（394页）在这样一个元典与流变的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道世界人文史的河床。它意欲能非常立体地呈现在我面前，主要是因为它不但有源流爬梳的基本共识，还有历史高度或者说历史厚度：经典选择及其人文进程中的阐释张力一览无余。有了长时段的“长”，加之人类视野下的“宽”，最后是高屋建瓴的“高”，一幅人类人文史的图像一帧帧纷至沓来、跃然纸上。

不难发现，任博德的立体呈现或者说科学建构是基于博物馆学的意识诉求而定位的。要想给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之人文和人文学来个一锤定音的定义，不知还需多少个世纪的磨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走搭建人类人文博物馆之路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但有原汁原味、可铭可鉴的共识，更有“眼见为实”、俱手可揽的可操作性。远的不说，以中国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对“小子何莫学夫诗”的意义解答就可以明了先贤的思想智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漠然处之甚至不为所动。就“人文学的历史”来看，老夫子的教诲不但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鸟兽草木”的“多识”既有西方博物学意义上的博采众长，也有“很中国”的“眼观六路”，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通识人文教育。

从人文学的历史中人们还可以进一步领略到，中西方的人文发展都有着跌宕起伏甚至是回环往复的多舛历程。当然其中有很多命运共同体的通感，也有各自文化差异所据的支点。“比如，直到十八世纪后期，音乐学（也）被视为是一种数学活动，属于‘四艺’，以天文、几何和算术为伴。关于精神世界的知识与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之间的区隔，在近代早期甚至尚未被划分。”（2页）这不禁让笔者想到近代中国从“四部”到“七科”之学的学术流变（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在这个不尽一致的“通感”背后，进一步寻找“支点”会发现，原来几千年前的庄周先生早已预见性地将未来道破：“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加之庄老先生“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的隐喻，就不难理解人文之分分合合的弯弯绕绕了。近现代之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之际，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大纛的思想先驱们早已经将通感满满的人文以及人文学打得落花流水。这里，新文化运动执牛耳者—陈独秀那口无遮拦的“信口”中颇具代表性：“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通信·陈独秀答皆平》，《新青年》九卷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要知道，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乃是名噪一时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样的话语在当时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乃至一呼百应。作为学生的傅斯年不就以“浑沌之性”“浮泛之论”作为中国传统学问的病灶而“赢粮而影从”吗？（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四卷四号，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当新文化运动以“赛先生”的名义将中国厚重的压轴底牌—人文性—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入谷底之际，这既是中国近代学术被改写的端口，也是中国人文传统失落的肇始。如果说当年的人文之惑祸起“西”墙，那么时隔百年，新近来到中国的《人文学的历史》一书至少促使我重新思考“中国人文学的再出发”这一学科命题。因为这是一本接地气的人文之学，作者没有端着架子说话，而是在确定性中提醒着不确定性的存在，并在不确定性中述说着确定性。这也是本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间，作者其实还有着有知与未知之间、混沌与明晰之间的辩证法和思辨性。这一学术路径走得稳妥、真切而准确：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无论是“探寻‘常规法则研究’模式，关注阐释”，还是“研究‘具体的’独特事件，关乎理解”（376页），从来都不应该是彼此互掐、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事实上，它们倒应是如胶似漆、情投意合的孪生兄弟。任博德是这样认识二者关系的—自然科学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人文学的发展程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都曾对新的世界观发挥作用；人文学不仅先于自然科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它们。”（262页）当然，这个伯仲关系尚在其次，在质的规定性上，应该说，自然科学的“解释”更多地强调了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人文科学的“理解”则更多地关注到了偶然性以及个体的“体验”。在这一点上，“对历史学家而言，计算和测量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必须探寻历史人物的内在动机和意图”（280页）。就此而言，它们之间又难分伯仲。凡此种种，我们可以以“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作为天平两端的砝码来“通约”。这个“通约”意味着两者的并驾齐驱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何等重要：在不确定性（无知）中寻求确定性（有知），并在有知（确定性）中保持无知（不确定性）的心态。如同圣奥古斯丁所言：“倘若你不追问，我们了然于胸，但倘若你追问，我们则一片茫然。”（if you don’t ask,we know,but if you ask,we are left empty handed.英文版，1页）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其永不封闭的开放性：因为我们无知，所以需要自由（追求）。这是怎样的一种高度呢？这在该书的尾声找到了答案：“我是因为探寻人文学科中的寻求模式性的活动着手这本书的，但是，在我的论证的最后可以看到，‘拒绝模式性’的工作至少是同样让人感兴趣的。我的建议是我们最好不但要容忍人文学的多变性，而且要接纳它。”

上文已述，在走向“人文历史”这一“被遗忘的科学”的通途中，任博德搭建了一座驿站式的世界人文博物馆。对此，那句“不存在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完全二分”的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更为撩人的是，“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主张，通用模式在生物学中不存在”（384页）。生物学家这句话让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博物学并由此炮制出一个博物馆学的概念。值得说明的是，我的这个博物馆学还不同于那个关于博物馆的学问或说学科。在此，笔者有必要对这样两个概念做必要的勾连。

博物馆学是相对于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一个概念。如果说博物学与生物学是近邻，属于“博物科学”；那么博物馆学则和文博一族是近亲，属于人文学堂。根据吴国盛“中国古代如果说有科学的话，那最多是博物科学而非数理实验科学”（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262页）的判断，这一试图回答“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在他看来至少可以化约中西文化的紧张、弥合科学与人文的裂痕并缓解数理实验与博物科学的僵持。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博物学是和希腊以来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知识传统相对应不同，博物馆学这个“馆”字一方面体现了人文（为）化成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十足的中国成色。这就为构建人类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予以全方位的铺垫。从此，“被遗忘的科学”将不再被遗忘。

人文学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典“文本”集而大成，统统网罗于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特殊审美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的馆舍里。显然，这里不是“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次品、赝品乃至废品收购站，而是经过仔细拿捏、精挑细选的文化与思想殿堂。以博物馆意识作为人文学历史的底色，就会避免谁高于谁、谁压倒谁、谁否定谁乃至谁打倒谁的狭隘与偏执：它从历史事实出发将“随意成型”的人为（文）元素打捞出来，从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了“博物馆意识”的历史维度。如果笔者没有误读的话，那个人们一喊再喊带有几分禅意的“诗意栖居”之人文诉求就有了心安理得的馆舍。（Rens Bod，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荷］任博德著，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