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斌

去年8月中旬，我们“音乐之旅”一行前往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出生地——位于捷克腹地的卡利什特村。卡利什特很不好找，我们经验丰富的司机也从未去过。整整一上午，仍然没有到达目的地。我们来到一个名叫休普鲁斯的小镇稍事休息。这里几乎很少有外国游客到访，以至当地的面包店只收捷克的克朗，不收欧元。这里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地方，尘世的喧嚣仿佛都被遗忘了，仿佛中世纪的时光依然在这里停留。正午，在当地教堂管风琴奏出的宏伟乐声中，我们一行继续踏上旅程。

在欧洲腹地的乡镇公路间寻寻觅觅，几番打听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卡利什特。“卡利什特”这个名字在捷克语当中的意思是“泥泞的池塘”。我们下了车，遇到一位卖农具的大爷，问他马勒出生的那间屋子在哪里。大爷笑眯眯地朝我们身后指了指，我们全体回头一看，只见一栋红顶白墙的大瓦房，侧墙上赫然写着：MAHLER（马勒）——就是这里！

围绕着马勒的争论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断过。在哲学家阿多诺与作曲家布列兹那里，马勒是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马勒这一环，音乐的发展便无法梳理出一个完整演变脉络。反对马勒音乐的人们往往基于这样一种角度做出判断：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实世界是否真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涉及到深奥的哲学讨论，但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世界又是充满了分裂和冲突的，马勒的年代尤其显得分崩离析。艺术作品如果忠实于现实，必然会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分裂与冲突。但同时，艺术作品如果要为人类的精神提供救赎，又必然要用拯救之光照亮艺术作品，因此这些艺术品内部的分裂与冲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和解。

马勒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分裂与不幸，他决不能令自己的作品说谎，他必须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的真实，正如他所说的——包容这个大千世界。但同时他又试图努力让错综复杂的内容之间能够达成最终的和解。他是音乐史上少数跨出这一步的先行者。相比之下，许多作曲家为了获得作品的统一性，会有意忽略掉一部分现实存在的事物，对一些异质性的“他者”加以遮蔽。因此这样的作品其真实性从一开始就是受到损害的，其作品中所谓的“统一”与“和解”也只能是虚假的。在这些所谓能够达成“和解”的作曲家那里，“和解”作为其艺术作品的结局是早就被内定好了的。这样内定出来的“和解”就注定只能是一场假象。要塑造这种“和解”的假象，最简单的做法其实就是直接涂抹和篡改现实。这些依靠遮蔽“他者”而达成所谓“和解”的作曲家与马勒相比，两者在音乐立意上的高下之分不言自明。当然，马勒的作品是否已经达成最终的和解，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世界的客观现实出发来看待马勒，而只是把艺术品当作博物馆里的安全展览品，那便会造成对马勒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最终只会加深这个世界的分裂。

马勒出生于1860年7月7日，这个日期是犹太民族一项为期三周斋戒的第一天，这项斋戒的目的是要每个犹太人铭记耶路撒冷城的陷落，铭记他们为何失去故土。而马勒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正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的人：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奥地利人眼中的波希米亚人，全世界人眼中的犹太人。

马勒在卡利什特的这间故居里并没有生活太长时间，他们一家很快便搬往城里——伊格劳。卡利什特的这间故居一部分已作为餐厅，一部分作为当今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小院里今天恰好有某个欧洲马勒爱好者协会的十余名成员集会。故居四处都是马勒的肖像与照片，在艺术家宽敞的工作室里，有一尊马勒的铜铸胸像和一架三角钢琴，还陈列着许多尚在创作中的伟大音乐家肖像，从贝多芬到雅纳切克，自然还有马勒。

在这里用过午餐，我们便在村内参观。与卖农具的大伯混得熟了，大伯请喝啤酒，开了瓶盖让我们直接喝。大伯那种淳朴、亲切的个性宛若就是这个小村庄的化身。我们来到村子略显低陷的中部，那里果然有极美的池塘，池边垂柳依依，果树成行，四周地势稍高处围聚着漆得很好看的矮小农舍，俨然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人间的伊甸园。这是一方体验岁月静好的绝佳去处。

如果此时马勒站在这里，看到内心渐渐入静的我，他会怎么说？也许，他会问：眼前的世外桃源会不会遮蔽了什么？

于是我独自一人慢慢走出村子，走向看起来有些荒凉的一角，就像当初心事重重的少年马勒那样一个人来到寂静的荒野。我先是经过一个半废弃的木材场，木材场堆放着许多巨大的圆木，长大的库房大约是集体农庄时期修建的，多少年来几乎还保持着当初的样子。木材场后面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养牛场，牛棚里满是牛，棚外散布着成堆的草料和松软的牛粪。走过养牛场，顿时一片广阔无垠的田野出现在我的面前，盛夏时节这里已然全部收割完毕，无数金黄的庄稼残茎裸露在蓝天下，一直蔓延到天际。这番平野辽阔的景象，令我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江南水乡的爱乐者颇为震撼。我仿佛重走了一遍《圣经》中亚当走过的路——从美丽的伊甸园走出，来到一片全新的未知天地中。地平线附近点缀着些许树影，夏日的阳光将一切照射得纤毫毕现，耳畔是微风的低语和三两声牛儿的沉吟，极目望去，心中不禁默诵起马勒《第一交响曲》的开篇引子——极弱的弦乐，在巨大的静默中长久地保持在A音上，就像眼前的地平线一样空阔无垠。

再往左走是油绿的玉米地，玉米地前有一圈牛栏，牛栏里是七八只棕白相间的西门塔尔牛，它们像是一大家子，有大有小，或立或卧。牛群看见了我，有几只小牛犊绕到母牛身后去了。当我停下脚步纹丝不动的时候，牛群便也静静地望着我。我久久不动，它们便久久地望着我，安静得甚至令人分不清牛群是在凝视还是在出神。路边还斜停着一具空荡荡的车斗无人看管，车头也不知哪里去了。四下无人，好像这个地方真的被遗忘了一样。

我在这片“无人之地”停留了许久，然后匆匆回程。片刻之后我便听到了孩子们的嬉笑声，看到了美丽的池塘和那伊甸园般的村庄。我意识到，马勒音乐中那种突然间发生的移步换景，往往就像我刚才的那番经历，从空寂的无人之地突然一下子就转入到烟火人间。马勒这种艺术手法上的突然转换，其实就是如此真实地立足于现实的基础。马勒这位作曲家最初正是被家乡的地貌、植被与种种交汇的声响所塑造的。

与旅行团队汇合后，我才发觉自己的两只脚踝奇痒无比，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只脚的袜子上结结实实地粘住了十数枚毛绒绒的苍耳，在这之前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察觉。

用过午餐，我们动身前往伊格劳，现名伊赫拉瓦，历史上曾属于哈布斯堡王朝。1860年10月22日，马勒一家搬到此地，马勒当时不过三个月大。伊格劳既不算是波希米亚，也不算是摩拉维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块讲德语的飞地，而环绕在伊格劳周边的几乎全是讲捷克语的地区。在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外，伊格劳还有着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仅受到歧视，更受到官方严苛的管制。一个犹太人如果要进入伊格劳城内，必须从特定的入口进城，同时还必须交纳一定的入城费用和在警署登记备案，天黑之前则必须离开伊格劳。

不过出于奥地利帝国统治的需要，特别是由于奥地利对外战争的失败，皇帝约瑟夫二世决定采取较为宽容的民族政策，对犹太人的管制也相对宽松了一些。1860年开始，犹太人被允许在伊格劳城内定居。很快，犹太人就在伊格劳建起了自己教堂和学校。

马勒一家在伊格劳中心广场南边的培罗尼兹街上租下房子，有着一定文化修养的马勒父亲伯恩哈德在这里开了一家门面朝向广场的酒馆，以此谋生。马勒一家搬到伊格劳当然也有宗教和教育方面的考虑。卡利什特当年只有三户犹太人，根本凑不齐一场祷告中所必需的十名男性，更没有适合犹太人的学校和教师。

我们一行在伊格劳市中心广场下了车。这个广场极大，据说面积只略小于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其地面不是常见的广场那般平整，而是如同波浪般起伏。广场向南倾斜下去，使得马勒的故居显得就像是处于整个广场的低陷处。我想起卡利什特本身也被称为“泥泞的池塘”，也是一片低陷之地。这种低陷的地形对作曲家马勒应该又是一重深刻的塑造。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在广场上操练的士兵沿着斜坡走向培罗尼兹街的情景；雨季广场上污浊的积水顺着培罗尼兹街倾注而下；兴冲冲的酒客从斜坡上面下来，那种近乎俯冲般的连滚带爬的步伐……在马勒的音乐中，这种低陷的姿态遍地都是，是承受，更是包容。

我们很快就进入了马勒的故居。毕竟现在马勒是热门作曲家，故居近几年已被翻修一新，里面也有相当现代化的装置，倒是街对面的大楼更多地守护着一百多年来的风雨沧桑。当年马勒父亲开的这家酒馆生意极好，三教九流的人物出入其间，以至不时总有警察上门找麻烦。马勒一大家子人在这里也生活得甚为拥挤。但是父亲伯恩哈德还是在这里摆满了颇有品位的书籍，以及各式陶瓷摆设。马勒的母亲有长期头痛及心脏问题，她前后一共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八个不到两岁就夭折了。每当有孩子死去，马勒一家所有活着的男孩女孩都会在站在楼上目送那些小小的棺材从后门被抬出去，而前门依旧敞开迎宾，喧嚣与欢腾之声不绝于耳。这一点，对于马勒的音乐又几乎是决定性的。

在马勒故居博物馆，有三张旧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一张是当年伊格劳中心广场军队操练以及军乐队表演的照片，第二张是当年犹太乐队的合影，第三张是一幅素描，画的是街头手摇风琴手。这些图片经常出现在各类马勒传记中，但如今在马勒故居里看到，还是给人以全新的感触。

军乐队基本上是音乐社会性和体制性因素的代表；而犹太乐队很少遵从什么规矩——犹太乐队可以在疯狂的律动与忧郁的低吟之间来回转换，几乎全然是个人情感的奔流。军队乐与犹太乐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构成了马勒音乐世界的两极。第三张手摇风琴手的故事对于音乐爱好者们来说耳熟能详：有一天家中父母爆发了冲突，年幼的马勒跑到街上，遇到一位手摇风琴手正在演奏描述中世纪鼠疫的歌曲《哦，可怜的奥古斯丁》。一墙之隔，两重天地，世界就是这般充满了分裂的图景。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对马勒的这段经历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

故乡的种种分裂图景塑造了马勒。但是，作为艺术家，马勒试图在其作品中为这一切求得和解——艺术必须将拯救之光引入这个世界。在马勒那里，是先有世界的不幸，再有追求拯救之光的努力，和解与救赎能否完成是未知的，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上下求索、前赴后继的。

我们上车了，我忍不住再回望了一眼伊赫拉瓦。也不知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来此地。“二战”后，伊赫拉瓦本地的德语人口就已经被永远地驱逐了，这里再也不是一块语言学意义上的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