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上节课我们集中讨论了普鲁塔克关于政治人的在世幸福的相关论述。这节课我们集中讨论关于希腊与罗马，文化与政治方面的论述。

既然普鲁塔克在文化上属于希腊人，而当时的希腊业已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普鲁塔克以希腊语文著述，论者往往会想当然地以为，普鲁塔克必然会采取希腊本位立场，甚或以希腊人的眼光审视罗马，与西塞罗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相对，普鲁塔克的立场必然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东方中心主义”。正如我们当代读者很容易低估讲述希波战争传奇的希罗多德换位思考的能力和超越性的眼光，我们也很容易错误地估计普鲁塔克克服文化身份的局限、进行一般性的理论思考的能力。 

在罗马人眼里，希腊人是文艺领域的“巨人”，却是政治方面的“矮子”，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分崩离析最终被纳入罗马人的行省辖区便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希腊人耽于言辞，轻视行动，推崇雄辩术、占星术和算命术，那些哲学家、演说家，一个个能言善辩，标新立异，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哗众取宠。罗马青年很容易被这些人误导，希腊人粗俗的喜剧等娱乐形式极易败坏罗马人朴素的民风，东方人奢靡逸乐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动摇罗马人刚健自制的生活方式。为此，监察官加图曾忧心忡忡，在他眼里，希腊民族是一个腐烂到根的民族，“看他们的书是有益的，可是不要熟读他们的书，他们是个根本腐败和不受管束的种族，……如果那民族把他们的文化带到这里，它会破坏一切。”（蒙森《罗马史》，415注）可见，在帝国内防止来自希腊人的“精神污染”，一度成为以加图为代表的罗马权贵们的意识形态共识。

针对罗马人作为帝国主导民族的上述“偏见”，普鲁塔克并未出于所谓民族自尊断然否认，而是以罗马为借镜，从政治上重新审视希腊民族自身。透过《雅典人的名声是赢自战争还是源于智慧？》，普鲁塔克对希腊人的政治面相做了全方位的展示，对政治民族相对于文化民族优先性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证。而《平行列传》将希腊政治家与罗马政治家对观，普鲁塔克的著述旨趣正在于为希腊人作为政治民族添加更为充分的注脚。与其说普鲁塔克此举在于重树希腊人相对于罗马人的所谓政治自信，还不如说他透过希腊与罗马两大文明民族彼此对观，展现政治家经世济民、安邦定国的勇武阳刚和呕心沥血的精神气节。在普鲁塔克眼里，政治相对于哲学、立功相对于立言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 

▲古罗马斗兽场

普鲁塔克指出，没有实践家的功绩，那些动笔头的人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历史学家将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绩形诸笔端，编织成引人入胜的著述，自己也有幸沐浴到那些创造业绩的人们的光辉，“文人们以自己的文字为媒介，向读者展现出实践者们的种种事迹；仿佛镜子，在折射出他人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能沾得几分荣耀。”（65）画家描绘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展现将军们的勇武果敢，战士们的不畏艰险，但画家绝不可能与将军相提并论，画家只能透过画笔模仿英雄们战斗的场面，但这绝非战争本身，画家因描画英雄得到赞扬，这种赞扬与凯旋者的桂冠相比可谓形同天壤。同理，无论如何杰出的历史学家，与他们笔下的英雄相比，也无法同日而语。

修昔底德凭借其天纵之才，手中如椽之笔，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恢弘生动的战争画卷，“修昔底德一直努力在文章中取得这种生动的效果，因为他期望能将读者变成观众一样，能使他们在阅读自己的作品中宛如身临其境，与那些亲眼目睹战争的人们一样，感受到惊愕惶恐。……事实上，史书的撰写者们也就如同传递伟大业绩的使者一般；只不过它们具有文学天赋，文笔优美而有力，能够成功地写出美文。同时，这些作家对史实令人愉快的复述，还要归功于那些最初目睹并记录这些事件的人。我们可以肯定，人们由于那些成功的英雄而铭记这些作家，阅读他们的作品，于是这些作家才会受人赞美；因为语言不能创造事迹；相反，因为有了事迹，描述它们的语言便被认为值得一读。”（68）

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其首要动机在于保存居鲁士、大流士、薛西斯、地米斯托克利、米亚泰德、列奥尼达们的丰功伟绩，使其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后人淡忘。伯里克利宣称，雅典人缔造的帝国的伟大事业，已经不需要诗人们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娱乐于一时，而且难以呈现真实的情形于万一。雅典的伟大凭靠的是地米斯托克利的高瞻远瞩，伯里克利的辛苦经营，米太亚德的爱国精神，客蒙的公而忘私，而不是欧里庇得斯的智慧、索福克勒斯的雄辩、埃斯库罗斯的昂扬，雅典帝国的辉煌凭靠的是凯旋将军们的桂冠、将士的纪念碑，而不是富丽堂皇的戏院，眼花缭乱的娱乐。雅典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前线将军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不是广场演说家们的美辞丽句声情并茂。然而，不幸的事实却是，如今，雅典人开始将大量的金钱投入戏院的装修、舞台布景的摆设、合唱队的训练，而不是装备强大的舰队，为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提供更好的给养。雅典民众追捧的是那些娱乐并满足他们下贱欲望的戏剧演员，明星歌妓，而不是保家卫国的战士、运筹帷幄的将军。

在《雅典人的名声是赢自战争还是源于智慧？》一文最后，普鲁塔克将雅典智慧的代表、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与那些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将军们并置。透过这一并置形成的激烈反差，普鲁塔克意在凸显政治人的阳刚，文人雅士的萎缩：“米太亚德动身前往马拉松，第二天便投入战斗，并带领部队胜利凯旋；还有伯里克利，在九个月中征服萨摩岛人，为此他比阿伽门农更自豪，因为阿伽门农用了十年才攻下特洛伊。然而，伊索克拉底用了差不多十二年在写他的《颂歌》；在这些年里，尽管战争不计其数，但他却从未参加任何战争，从未接受任何重要使命，也从未建立任何城市，更未被指派为舰队司令。提摩休斯（Timotheus）解放尤卑亚岛（Euboea），沙布利艾斯和他的舰队在纳克索斯岛作战，伊菲克拉底（Iphicrates）在里洽恩（Lechaeum）附近将斯巴达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雅典人在解放了所有城市后，给予希腊与他们自己一样的公民权——而此时，伊索克拉底坐在家中，仅仅用文字塑造一本书，可他花费的时间已经足够伯里克利将卫城前门和庙宇建高一百英尺。”（75）在普鲁塔克看来，那些舞文弄墨、哗众取宠的演说家，他们在献身国务活动的政治家、浴血奋战的护国者面前，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好的，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将集中讨论普鲁塔克关于德行与命运，人力与神力的相关论述。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1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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