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文（宝丁 摄）

口述/徐凯文

主笔/徐菁菁

心理病也是时代病

我从2000年左右开始从事正式的心理咨询工作，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人们心理问题的层次越来越丰富，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大多数来访者存在的问题都是神经症。简单地说，来访者的性格、人格发展都是完好的，心理上没有什么重大缺陷，在现实生活中他／她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老师好医生，社会适应良好，但他们的内心痛苦纠结，所以来寻求帮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痛苦是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些本能需要和严苛的道德标准相冲突导致的。

如果以西方心理咨询的发展作为参照，我们会发现西方精神分析的产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衰落。原本人生问题有《圣经》提供终极答案，但当这个答案被否定之后，人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如何去面对价值观的冲突？心理咨询成为了某种替代渠道。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他的个案大多数也是神经症水平的，他的理论同样适合于治疗神经症水平的来访者。弗洛伊德为什么提出性欲理论？正是因为那个时代，性是禁区。人性被压抑的这个部分导致了强迫症、癔症等心理障碍。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我们也经历一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多样化的时代。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早年，我接触过的很多来访者患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叫作“恐人症”。这种症状在西方很少见，多见于东亚文化。在日本，它被称作“赤面恐怖”。这类来访者在社交场合的时候不敢与人目光对视，一旦对视，脸唰地就红了。

脸红是羞怯的表现，基本上都跟性有关系。我国早期著名心理治疗家钟友彬对这种神经症提出过一套认识领悟疗法。他发现，来访者在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对异性产生了欲望，但是他们的道德观念又告诉他们这种性的幻想是肮脏的。他们之所以不敢与人对视，是因为他们担心周围的人会看穿自己，自己会被视为流氓。道德观念过强，压抑了本我需求。而现在我们对待性的观念更加开放，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在一线城市遇到过这样的病例。有段时间我到河南给当地的咨询师做督导，还能发现这样的个案。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道德观念变迁有一个时间差。

2009年2月21日，四川省绵竹市富新镇杜茅村，35岁的曾小艳，再次怀孕6个月（视觉中国供图）

差不多在10年前，我开始发现来访者中有人格障碍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人格障碍不是重性精神病，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比如特别自恋，比如我们现在俗称的戏精表演人格，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恐惧，有自我伤害倾向，缺乏共情能力，缺乏同情心，还可能特别偏执。心理学上认为，一个人心理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环境。很多时候人格障碍与早年的心理创伤有关。回去头去看，这些来访者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当人们享有更多选择自由，很多人选择放弃稳定的家庭生活，而不是去积极改善它，离婚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有了一个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城市也有同样的情况：父母工作特别忙，孩子被全权委托给老一辈，或者干脆被寄养在祖辈家。所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在成长环境中，这些孩子的亲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这些都会对性格的养成产生影响。

这些年，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我有时候会感到一些来访者并没有特别大的痛苦，我也不认为我能给他们特别的帮助。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需要再进行咨询了，但他们依然坚持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心理咨询上。究其原因，这些人是因为孤独而来，人们对亲密感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

我是“70后”，在我小的时候，社会相对来说是固化的。你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发小，有朋友，一条街上的人都相互认识，知根知底。当人们有困扰的时候，有很多熟悉可信的人，可以给他们心理支持。“根”是什么？就是你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人类就是这样一种高级动物，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去倾诉，你们的关系没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分享内心的感受和体验的。

今天的大城市，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少。大量的人都是外来移民，“北漂”“上漂”。人们背负工作压力而缺少情感出口。一个独立的人，住在一个个小小的房子里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缺少朋友，没有倾诉者，没有亲密关系，这是一种自我监禁的状态。心理咨询实际上人为地创造了一个环境，提供了特殊的情感支持。它是职业的，它替你保守秘密；它是专业的，所以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和体验；它是平等的，你不用担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受到否定和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