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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余治平教授。这一节，我们继续讲天人三策。

第三策的内容，武帝的第三次策问的主题是“天人之应”的问题。这是一个著名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中国的思想和精神都有深刻影响的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来讨论。

那么董仲舒的这一对策，总共我这里分成五点。

皇帝顺承天意治理国家

（1）天是万物之始，人世行为皆当取法于天。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 天，不仅仅是作为我们现在仰起头来看到那个天空，sky意义上的天空，那就是由大气所组成的一个天空，大气之外又是个外太空。儒家意义上的天，它不是这个sky意义上的天。冯友兰先生把天分成若干层面，我在我的《唯天为大》那本书里面，也把天分成几个层面，大家可以参考。在这里，董仲舒强调的是，天是群物之祖，是所有天地万物的始祖，是所有天地万物的来源。所以，“圣人法天而立道”，圣人你要想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就必须取法于天，而确立正道，确立王道，确立仁道，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前提。

（2）天人同构，一体互证。

天和人，它们有一致性。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天和人有它的一个内在的统一性以后，它有相互表征的、印证的这些方面，古今都是这样。董仲舒以四时为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春天是天地万物生长的时节，这时候就是说君子应该行使仁心，仁爱之心。夏天是天地万物生长的时期，这个时候有德之人，就会发挥天的养德。冬天，下霜，董仲舒说，天之所以杀也，是天地万物肃杀的一个标志。这时候君子就应该行使刑法的这么一个职能，对犯人用刑。所以，中国古代一般来说都有“秋后问斩”，而不是在春天杀人，也不是放在夏天，因为春天万物所生，夏天万物所养，一般放在秋后问斩，是有它的天道根据的。这是第二点。

（3）灾异本于政事失误。天人开始勾连起来了，天人开始连接起来了。董仲舒说，“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非常点题，董仲舒把自然的现象，把自然界里面的这些规律，把天地之气的运行变化和政事行为做了一个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可能有点牵强，有点附会，但是在汉初当时应该是一个的的确确的、先进的学术系统。因为什么呢？他为王者治政找到一个天道的根据。大家注意，我们人做事，如果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其实你心里都是不踏实的。当你如果在自然界当中找到一个根据，或者在一个某本书里面找到一个根据，或者在某个长辈那里找到一个根据，在某个师长那里找到根据，你会心里非常踏实。

那么，汉初在轴心时代，我们的老祖宗在中华民族成型时期，在我们的精神成型时期，他们的思想也是这样的。他们的政事行为找不到根据怎么办？对吧？那么，就从天道，取道于天、取法于天，这个时候董仲舒学说，他把灾异之说跟政事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它的先进性。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今天的你学了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然后就瞧不起董仲舒这个理论，认为董仲舒这个是迷信，是无知，其实在当时有它的一个充分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历史，才能理解这段历史。

董仲舒墓（图片来自网络）

（4）王者治政三大本务。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有三大根本要做的东西。董仲舒说，“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王者治政是有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的。那么这个根本原则、基本要求或者三大重要思路，就是刚才所说的承天意、顺天命，所有的王者在台上，所有得王者执政，都必须顺承天意。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祭天，祭天的郊祭，是皇帝的头等大事。因为它是天之子，就像我们人，我们是父母所生的，我们每年都要在清明时节祭祀我们的先祖，或者祭祀我们的父母，一样的。他要行事，他要承天意，要顺应天命。所以大家注意，中国历史上凡是造反的，凡是起义的，都要打着“替天行道”的这么一个旗号，这样才有号召力，这样才有动员力，天下人才能跟着你跑。你要说我自己，我要造反，没人理你，那你肯定要完蛋的。那么，只有他打着“替天行道”的这么一个旗号，那么，才能一呼百应。这就是承天意顺天命的一个基本道理。

第二点本务是什么呢？“明教化民以成性”，用仁义道德来教化天下万民，让他们成其为人。大家注意，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并不是说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我们有吃有喝，我们长大，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就成为人了，那样所成为的人仅仅是一个动物而已，跟小猫、小狗没有任何差别，人不是这样的。人，你吃饱喝足，能把自己身体得养好，维持一个肉体存在，那是最基本的一个动物性的本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人之为人，必须是在这个条件之上，有礼乐教化，要把自己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给它提炼出来，要让人成其为一个超越自己动物性的、那么一种存在者。那样，你人活着才是有意义的，才能成其为人的，所以这里用了一个“成性”。《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学道之谓教”，为什么要把那个“性”，要用仁道的东西来“修”呢？最后才能一个有教化的人，有教养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尊严、有德性的这么一个存在者，这就是人之为人的一个价值意义。儒家自始至终都强调这一点，董仲舒强调这一点，就说明他是儒家。立场上，他是以儒家来吸收诸子百家的，他不是其他的家，不是阴阳家、五行家也不是法家，也不是墨家，也不是道家，尽管他对这些学说都有吸收，但是他立场还是在人之为人，要在“成己成性”上面做文章。

“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董仲舒就是针对人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有自己的动物性本能，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欲望面前，到底是我们是放纵它，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限地膨胀你的欲望，满足你的欲望，还是我们要有节制地释放我们的欲望，要用礼乐教化限制我们的欲望呢？董仲舒强调要有法度，“正法度之宜”，要有法度来限制我们的欲望，要别上下之序尊卑之序。这都是什么？儒家的纲常，都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遵守的一个公共准则，或者叫公共法则。

有了这个东西，我们人才能成其为人，我们社会才能成其为社会。大家注意，这两句话，这个两“务”，后面说的第二务，第三务，其实就凸现了儒家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儒家，它的价值，它不仅仅是要让我们人成其为人，超越我们的本能，让我们人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意义，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德性，都有自己的教养，更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这个社会要有序，我们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我们大家都要共同遵守一些东西，所以儒家要强调一个社会公共秩序的建构，这就是儒家超越其他诸子百家的一个优越的地方。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也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儒家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是第四点。

大一统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5）思想大一统。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真正地影响中国2000多年，我们今天仍然是大一统的中国，不是一个分裂的中国。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个是今古的一个不可变更的法则，董仲舒上升到“天道”这么一个高度来认识大一统。

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使什么大。家里有小孩叫大宝，或者什么，前面加个“大”字，那个大字不是说他个子大、块头大，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以他为大，使他大，这个大一统。

这是董仲舒对公羊学的继承。“大一统”是春秋公羊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公羊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改正朔，易服色。新王即位以后，要把时间改掉，以什么时候为正月，在上古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还有易服色，衣服穿什么颜色，采取什么样的礼制规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确立自己的德运。 

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德运，秦始皇说，我这个是秦朝，应该是水德，所以色尚黑，以黑色为大。汉朝，它确定德运的时间比较长，有个过程。我有专门的文章谈这个问题，最后到武帝的时候，确定汉朝为土德，色尚黄，以黄色为尊、为大、为上。那么，这里大一统也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以一统为大。 

汉武帝之墓茂陵（图片来自网络）

以一统为大，以一统为尊，就是开始“尊尊”。就是以王为尊，而不是以臣为尊，以下面子民为尊。以王为尊，叫尊尊。新王即位以后就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动作，表示一个新的王朝开始。公羊学里面有“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被后来学者解释成“大一统”的开始。那个“元”字，非常重要，建立正月也非常重要，都是大一统的标志。以时间制度的确立为抓手，为龙头，然后带动其他的一些制度的确立。比如说秦始皇的时候，在秦朝确立的郡县制，全国上下分成36个郡或者46个郡，这个数字不统一，但是他确立的郡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尊尊”。

地方的郡守、县令都是中央任命的。官员谁任命就会听谁的话，对吧？所以，他到地方来，会代表皇帝的利益，代表中央的利益。这就是说，郡县制，“尊尊”下所实行的郡县制，所达成的这大一统的这么一个格局，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好了，我们再回到董仲舒这句话里面，在董仲舒的第三策里面，董仲舒强调大一统，他把它上升到“天地之常经，今古之通谊”这么一个高度来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观念的确立和形成，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仍然是大一统的，仍然是大一统的思维之下的所形成得一系列的观念和理念。董仲舒强调是，思想大一统。大一统，大家注意，可以分成政治大一统、军事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思想大一统，这几个层面。而政治大一统又跟从上到下的官僚管理体制有关系。比如说郡县制，他把全国从中央到郡县分成，三级行政幅度，像我们现在是五级行政幅度，这也它是形成一统，这是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是什么？政治大一统需要支持嘛，地理疆域的大一统。

我们现在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统江山，它不是分离的，不是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小国那么一种状态，而是大中华，几个层面大一统。那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面特别强调了思想大一统。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除了孔子，儒家的学说，其他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董仲舒强调“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提出思想大一统的目的，是要让人民有所适从。为什么要让人民有所适从呢？因为汉初刚刚统一，大家都信奉黄老之学，那时候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有人尊奉。但是这个时候，董仲舒从帝国本身、从统治者本身、从皇帝本身的角度出发，试图要为统治者设计一个思想一统的方案，让天下的人都来学习儒学，都来以孔子之学、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学为最高的经典。

这个做法很重要，确定了儒家在汉代的一个“国教”的地位，使儒家成为汉朝的一个“国家宗教”。他这么一个建议影响了武帝，影响到整个汉代，也影响了整个以后的中国，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的。

现在你看诸子百家，你说儒释道也好，或者说再往前面说一点先秦诸子也好，没有一家像儒家这样，能成为我们全中国人都普遍接受的这么一种学说。儒家的价值理念，比如说三纲五常，特别是五常，儒家的仁义学说，所有人都相信它。

所以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它的渊源，制度性渊源，应该在董仲舒那里，应该在汉代。董仲舒的好处，他就遇到了一个皇帝，遇到了汉武帝，这么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试图要为大汉朝建立点什么，要为历史留下一点什么，所以他那时候在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之上，毅然地果断地推行儒家，以儒家学说为“国家宗教”，这个好处有很多，有利于统治阶级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稷下学宫（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社会要乱，是从思想现状开始的，皇帝要统一这个社会，首先统一你的思想，把人们的思想都引入到儒家的学术精神上面来。当然，坏处也有，后来的争议很多，认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本来是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这么一个格局，被你这么一弄，搞成那个一家独尊的这么一个格局，定于一尊就意味着对其他学术的一个伤害和剪灭，甚至要把其他学术灭绝掉。

这个是它的历史影响，但是在武帝的时代，以及在董仲舒的建议里面，他都没有说，让儒家以外的学说全部灭亡。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当时所引起的影响，可能也只限于“天子览其对而异焉”，天子亲自看过他的对策以后感到很惊奇。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得那么大、那么深远。所以，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性举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必直接源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这是学界的一部分人的观点，我本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是在政治，不应该过高估计它在“儒学定于一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把儒家确立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国教；开庠序之学，大兴教化，设立察举制度，从州郡选拔人才。仅这两条就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两千馀年之久而不衰。

好的，本节内容就先讲到这里。本节中所涉及的内容、图片和引文可以在文稿中查看。下一节，我们要谈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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