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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嵇康《释私论》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一季》音频课。我是章启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上一讲我们讲了嵇康的悲剧人生及其意义，现在我们讲作为哲学家的嵇康，他的遗产，就在中国哲学史上难得的一种理性主义。

破除谶纬迷信后产生

刘勰《文心雕龙》说嵇康诗文特点：“嵇志清峻”。清：干净清晰，逻辑性强。峻：险峻。指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因为嵇康在当时就是负有盛名的玄学家。

魏晋玄学的出现有历史原因，也有思想史的逻辑。中国思想史的大致描述是这样的，先秦是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和儒家只是百家中一家，当然是影响比较大的一家。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于是儒家定于一尊。《诗》《书》《易》《礼》《春秋》被称为“五经”。儒家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学术主流。全部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工作差不多在儒家范围内。作为意识形态，儒家在汉代也有一个试图宗教化的创构过程，就是要把儒家变成类似宗教一样的东西，代表文本就是《纬书》。我们刚才说的经书就是五经，这个文本叫做《纬书》，织布，经线和纬线才能织出一个布出来。那么根据前面说的五经，那么有人就做了六纬，就是纬书。

与《纬书》相配套的就是图谶，所谓“河图洛书”，他们的理由就是，圣人和君王都是天命、天意在民间的代表，民意是通过图谶显现出来的。这套后来泛滥成灾，出现的一些符瑞都是一些野心家人工制造的。黄巾大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谶语。到了东汉末，王充写《论衡》，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虚妄”就是谶纬这一套。

经过王充的彻底批判，这一套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声誉扫地。因此，儒学宗教化运动以失败收场。与此相关的汉代阴阳五行-占星说为主的经学，即星占象数那一套，也被人厌烦。到了魏晋时期，王弼、何宴以义理取代象数来谈论经学，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成为时代学术主潮，这就是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的四期

魏晋玄学共分四期，第一期是正始时期，以王弼何宴为代表，作品有王弼的《老子注》《周易略例》，何宴的《论语集解》等；第二期是竹林时期，阮籍嵇康为代表，作品是他们的论文。第三时期是元嘉时期，以郭象为代表，作品是郭象的《庄子注》。第四期是东晋南朝，属于佛学，代表人物有支遁等高僧。

第一时期像王弼，就特突出地提出来“以无为本”，就是本末和体用学说，把老子的思想经过改造，就是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有生于无。 这个生，就是我们现在经验意义上的生，就生出来了，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宇宙发生的这样一个学术，它不是哲学。

但是王弼，他在注《老子》的时候讲“无”和“有”的关系，就是“无”是本，就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本，然后我们“有”的事物是一个末。比如我们现在说本和末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也就是概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说吃水果，哪有水果呢？没有水果。你只有梨子、香蕉、苹果。这是具体的。它是“有”，水果是个“无”。但是，没有水果，我们怎么能概括这一类的事物？比如说一个水果摊，如果说你没有“水果”这个词，我们应该怎么叫这个摊？所以本质或者叫本体，这些东西，它是对现象的一个概括，这个东西出现是人类思维的一个提升。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提升，我们不像动物那样，我们只谈具体的事物，我们要有抽象的一个东西，抽象的东西就是“本”。 那么现象就是“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具体的东西。

这是王弼在第一时期，他实际上就把老子的“无”，“有生于无”这样一个宇宙论的思想，改造成为一个本体论的思想，就是“以无为本，以有为用”，它是一个体用关系。但是“有”和“无”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无”不能离开“有”，“有”也不能离开“无”，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到竹林七贤，这主要是嵇康，实际上是对名教和自然思想，他提出一些观点，那么后面我们也讲，他实际上就是更清晰地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观念。 我们后来讲理学，讲道理，从王弼开始，但是在嵇康这里讲得特别透彻，这是第二个阶段，这我认为的第二阶段，嵇康就是讲道理，讲逻辑，理性主义，他的价值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阶段，郭象，郭象对《庄子》进行注，那么郭象他提出一种自生论。怎么生的呢？原来老子说“有生于无”，郭象把这个解构了，就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地生发，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思想。到郭象的时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思想。 那么我们每个人，从所谓本体论上面来说，再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每个人只要率性自然，就顺应这个自然，你的本性是什么，你就按照那个去做，就是符合道理，符合儒家的名教的。所以他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又对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进行一些综合。就没有“无”了，到他那就讲“自然”了，就自生，所有的事物都是自己生出来的，这是第三个阶段。

郭象注《庄子》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阶段既有哲学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就到郭象的时候是一种调和，他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把这给名教和自然调和起来了，就是你学道家，崇尚自然，其实跟儒家的经邦济世是一致的。所以你在学道家的自然，不仅仅是到山林里面去修炼。你到山林里面修炼，你装模作样的，你同样不是自然的。你在朝廷做官，做大官，只要你心中想着自然，你同样就是道家，没必要从外在来分。我心里做官，我好好做官，我做得很自然就符合道家思想。这就是在明教和自然思想的一种高度的综合，所以它是一个调和主义。

到第四阶段基本上就是佛学了。东晋佛学我们知道，在鸠摩罗什之前还是格义的阶段，用老庄的名词来解释佛家的思想，比如用“无”来解释“真如”。那么佛教的“真如”是什么？当时人听不懂，可是“无”大家都听懂，所以他们就用老庄的这些术语来宣传佛家的思想，讲佛家也讲“无”，其实“无”原来的概念是“真如”的意思，这就是格义。那么这个时候的佛学，实际上你一看，像支遁，他们讲的东西，跟老庄的思想差不多。可是经过一个阶段以后，到鸠摩罗什的时候，真正的佛学进来了。之前的佛学是格义的，格，格子的格，严格的格，义，主义的义。到鸠摩罗什的时候，他们开始真正地翻译一些佛家的作品，然后像鸠摩罗什的两大弟子道生和僧肇，像僧照的《肇论》，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佛学。但是我们仍然把像支遁这些人算作是玄学的第四阶段，因为他基本上是老庄的思想。

嵇康的理性主义 

魏晋玄学是纯粹的哲学本体论。汤用彤对此有一经典概括，即汉代哲学是宇宙论，魏晋玄学是本体论。汉代哲学家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宇宙论与本体论纠缠一体。冯友兰说：“玄学的辩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的发展。”意思也是指魏晋玄学的哲学思辩特征。哲学思辩的表现手段或形式是理性和逻辑。早期中国哲学著作中曾大量使用隐喻、寓言等表达方式和手段，尤其象《老子》中所大量运用的隐喻、寓言等，表明这种哲学在思维上还具有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

而在魏晋玄学中，这些论述手段已经被清晰的逻辑和经验的实证所代替。《老子》“无中生有”意即“无”生万物，是一种宇宙生成论思想。在王弼看来，“无”是万物之本，但“无”也不能脱离“有”而独立存在。无与有是体和用的关系。就像现在说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本质（无）是看不见的，例如说一个人“恶”，但“恶”是看不见的。看见的现象，就是“有”，例如这个人杀人、偷盗、强奸等。本质看不到，只能通过理性分析出来。所以有的人杀人也未必是恶。从早期中国哲学的独断论向玄学哲学思辩的转变，标志着理性原则的确立。

嵇康玄学中突出的是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在“宅无吉凶”“养生”“自然好学”等论难中。嵇康理性主义首先是强调逻辑推理，就是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彻。他对思维的逻辑有执著的追求，他的辩论文字主要是运用逻辑的武器战胜对手。比如他对阮德如“宅无吉凶”论的批评，这个论点是反风水的，就是住宅有没有吉凶，他认为是住宅没有吉凶。嵇康批评他的文章，实际上并非讨论“宅有吉凶”或“宅无吉凶”，不是与阮论提出反面的立论。嵇康批评的主旨，是指出阮文的逻辑漏洞和谬误。因此，嵇康辩论的焦点不在“有吉凶”与“无吉凶”之间，而是原文之“理”能否成立。文章重点是在逻辑，而不在观点；在推理，而不在立论。

嵇康理性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怀疑精神。就是不人云亦云，陈陈相因。例如关于千岁人辩论。当时关于千岁人是否存在的讨论，不像现在能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例如人的机体和组织的运行功能是否达到千年之长，主要涉及到实际寿命和时间的证实和检验问题。葛洪《抱朴子》内篇把这一问题作为重点来提出并论证。嵇康则认为，对于神仙和长寿之人的存在与否，经验难以检验。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没有见到活着的千岁人。很多人说，我们没有见到活的千岁人，所以千岁人是不存在的。

嵇康说：“见千岁人，何以别之？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以年，则朝菌无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然则千岁虽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用人生短暂去效验一个千岁之人，正如朝生暮死的小虫去效验一月的晦朔盈亏，当然不可能，千岁人就算在我们面前，我们也认识不到他。就是说，有些事似乎不符合常识而为我们否定，实际上没有经过经验和理性的严格审定。因此，我们就不能凭空否认像《列仙传》中记载的赤斧、涓子、务光、方回、昌容等长寿人的存在。

对于不符合经验和理性的尺度的一些传闻和假说，嵇康大胆否定；而对于史籍上记载的一些用经验无法验证，但也无法推翻的事，哪怕是神仙这样的说法，嵇康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只承认经验事实、具有一种理性主义精神的人。从《庄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遊》），到嵇康等人关于千岁之人的证明，这个话题的意义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庄子》用“小年不及大年”说明“小知不及大知”，重点在于“知识是否可能”。《庄子》的目的是主张人们“离形去知”、“坐忘”、“心斋”，不要参与经验生活的认知活动。嵇康等人则是说明，我们无法用有限生命的经验时间，来检验超过我们生命长度的事物，重点是“知识如何可能”。经验是证伪知识的唯一标准。故从《庄子》到嵇康等人的这一转变，应该是从否定经验知识的哲学观念，到肯定经验知识的哲学观念转变。

嵇康的理性主义是中国哲学史上极为少见的，除了庄子。现在人们经常谈中国古代哲学就是“天人合一”，西方是“主客二分”。其实，嵇康早就从哲学的表述上深刻而又清晰地划分出主体与客观世界的明确界限。就是说，嵇康早就证明了“主客二分”。这也体现在他的音乐思想中。这些内容，我们到下一讲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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