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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上一讲我们介绍了韩愈对儒学转型的巨大贡献，这一讲我们将介绍韩愈如何弘扬师道，他为什么成为“百世师”。

求师为得“道”

韩愈对中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是弘扬师道。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既是对他百代宗师的精神影响力的高度评价，也点出了韩愈弘扬师道的卓越贡献。

尊师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儒学的根本在于“学以成人”，而“学”就离不开“师”。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有着三千弟子的教师。韩愈弘扬师道，并不是对儒家传统的简单接续，而是赋予儒家的“尊师”以新的内涵和思想活力，要理解他的贡献，就要仔细体会他的千古名篇《师说》。

《师说》可以说是韩愈最为家喻户晓的作品，在中国教育史上，能将“师”的意义阐述得如此深刻有力的文字，千百年来罕有其比。这篇文章开篇就对“师”下了一个简洁而清晰的定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传道”被置于首位，下文进一步说“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韩愈论“师”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强调“道”为“师”的核心内涵。这个意见，初看起来似乎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儒家一直有重道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往往被人们忽视和淡忘。在现实中，人们跟随老师学习，往往希求的是金榜题名、功名利禄；或者仅仅满足于知识的获取而忘记对道德的追求。韩愈提倡师道，就是要反对这种庸俗化的、或者陷溺于琐碎知识的求师之举。他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就是感叹这种以“道”为重的“求师”，已经十分罕见。

韩愈的感慨有很现实的背景，他一生曾四度担任国学学官。最初是从贞元十七年到贞元十九年，担任国子四门博士。学界一般认为，其著名的《师说》，是作于贞元十八年国子四门博士任上。此后，韩愈在元和元年到元和四年，元和七年，两度任国子博士，元和十五年秋到长庆元年任国子祭酒，也就是国学的校长。其担任国学学官的经历之复杂，在当时一般士人中颇为独特。

韩愈在国学中，要面对许多高官子弟，这些人有充分的门荫可享，不必认真学习就可以靠父辈的荫庇走上仕途，这些人很容易沾染骄纵暴慢的习气。韩愈虽才华卓著，但在“侮老慢贤”的贵游子弟这里，也不会获得多少真正的礼敬，《师说》中“无贵无贱”的从师态度，也一定程度折射了其对现实处境的愤激。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追求科举进身的焦虑风气，也对国学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韩愈曾担任国学中的四门学博士，四门学的学生在国学中人数最多，他们出身不高，科举是其重要的进身之阶，所以对举业极为关注。追求金榜题名的科举之学，难免庸俗功利，难以沉静向学，无心以“有道者”为师。据记载，直到北宋真宗时，当时的国子监仍然是“考试终结，即烟消云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玉海》卷112）韩愈在《师说》中称赞李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李璠就是韩愈在国学里教授的一位学生，他能不受功利的时风影响，在韩愈看来极为难得。他提倡传道之师，正是表达了对庸俗学风的强烈不满。

《师说》还提到，真正的传道之师，不是只知“习其句读”者，这说明他提倡的师道，也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传授。汉唐以来注重章句训诂的经师，就是只能让人“习其句读”，难以带人体会经典之道。韩愈也关心经学，但他并不走汉唐经疏章句的老路，而强调对经典义理的发明。

可见，韩愈所提倡的师道，既反对庸俗功利的从师之风，也不让师停留于一般的知识传授，他要树立“道”对于“师”的核心地位，而维系师道的根本力量，在于从师者内在的向道之心。《师说》这篇文章就很能激发每一位读者内心的向道之志。

强调个体的道德自觉性

传统儒家之强调尊师，主要是着眼于师的教化之力。《论语》中并没有记载多少孔子关于师的意见，《孟子》和《荀子》中对此的论述较多，比较而言，荀子比孟子更加关注师的意义。因为荀子注重“化性起伪”，强调礼对人性的约束控制，而老师，正是发挥着教化、教导的作用。《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又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性恶》）可见，人们尊师重教，就是要接受礼义的教化与约束。荀子进而将师的意义扩展到政治社会，认为“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

韩愈第一次被贬广东清远任阳山县令时留下的手迹　“鸢飞鱼跃”拓片（图片来自网络）

承担着教化功能的老师，要用礼义来教导学生，而儒家所说的礼义，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其中既有仁义为本的伦理原则，更有一整套诗书礼乐的文化修养与制度知识，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传承，都和荀学有密切的关系，汉唐时期的经学也与荀学有密切的渊源。

韩愈希望弘扬的师道，其重心则更多地转向了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而韩愈认为“师道”的重心，应该立足于士人求道的强烈心愿和内心自觉。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深入理解他弘扬师道的宏文《师说》。这篇文章，篇幅也很短，但就像《原道》，篇幅虽短却有着“许大见识”一样，《师说》也以精炼的文字，揭开了师道思想的新篇章。在中国教育史上，像《师说》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文字，也许只能上溯《荀子》中的《劝学》。从《劝学》到《师说》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段关于教育的论述，其影响力可以与之匹敌。《师说》的思想力量何在？

首先，这篇文章完全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谈。文章开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一句中的“受业”之“受”，不能写成“授”。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北大老教授吴小如先生。在古汉语里，作为接受的“受”，和作为传授的“授”，其义正相反，《师说》这一句是说，老师是学生靠他传先圣之道，接受学业，解除自己困惑的人。显然这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说明老师对于学生的意义，其中“传道”是最为重要的。传统儒家谈论师的意义，当然也说“师严然后道尊”，但韩愈将求道确立为士人从师最首要的追求，其意义在“受业”与“解惑”之上，这就与荀学着眼礼义教导的师道观有了明显的不同。

韩愈认为尊师的根本，在于求道，因此他说“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因此，要做到尊师，就要唤醒人们内心的向道之志。他这篇《师说》运用了很独特的论证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考。很多论者，称赞此文逻辑严密，论证有力，但其实韩愈并没有条分缕析地阐释师的意义，他在文章的后半部，做了几组对比，首先是圣人跟众人的对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众人和圣人态度的差异，就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圣益圣，愚益愚”。这种后果当然很令人触动，然而我们更要看到，这个对比背后的用心。只有对真正有上进心，希望成圣立贤的人，这样的对比才有激励的意义，韩愈就是要通过这组对比，唤起人们的成圣求道之心，由此才能带来从师的真正动力。

除此之外，《师说》还有两个对比，一是将真正的师和“句读之师”对比，感叹人们热衷于后者而不重视前者，一是将士大夫和“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称前者“耻于相师”，而后者则“不耻相师”。这两个对比中所说的“师”，都有不同的含义，但韩愈并不斤斤于具体概念的辨析，他通过这两个对比，言外之意是说士人立身高远，何以在相师的问题上，还不及“百工之人”呢？这同样是要唤醒士大夫内心的自尊自重。可见，《师说》有一种激励人、鼓舞人的力量，它激发了读者内心求道向善、成圣立贤的热情，在韩愈看来，有了这种内在的热情，才有尊师的最大动力。

独抗流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韩愈提倡师道，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求道为本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让人们超越现实身份、地位、处境的种种羁绊，成为相互砥砺的精神同道。这和一般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座主”、“门生”关系，都有很明显的区别。所谓“座主”、“门生”是指科举考试里主考官和考生之间的一种师生关系。韩愈收招后学、奖掖后进，在他身前，社会上就有了“韩门弟子”的说法（见李肇《唐国史补》）。韩愈和韩门弟子，多数都没有直接的学校师生关系，更不是科举中的“座主”与“门生”，他们成为师生，是基于共同的求道之志。

安徽宣城韩愈文化园（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儒家提倡入世行道，韩愈也关心弟子的科举进身，但这种关心并不是为了追逐功名，而是希望弟子能得志行道。用一般的标准来看，韩愈与其门弟子的关系颇为松散多元，亦师亦友。钱基博《韩愈志》记韩门弟子主要有十人：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张清华《韩愈大传》认为韩愈有四友：孟郊、李观、樊宗师、欧阳詹；有韩门弟子八人：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贾岛、李贺、卢仝、刘叉。还有其他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统计，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例如刘海峰《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就统计韩门弟子有三十七人。事实上，这个名单不可能完全统一，韩愈所建立的师生关系就是以求道为本的开放关系，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正是因为这种师生关系，“无贵无贱、无长无少”，超越一切现实功利的束缚，因而在现实中就往往要遭受巨大的阻力，尤其是面对趋附权要的庸俗奔竞风气，要提倡师道，就更需要不顾流俗、无惧讥嘲的极大担当勇气。韩愈在当时，能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倡师道，是十分孤独的精神探索，承担着极大的现实压力。他的好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就提到当时韩愈的艰难处境：“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作为韩愈的好友，柳宗元也对当时现实中师生关系的庸俗功利，看得很透。他的《复杜温书》就是写给一位叫杜温的所谓求教者。杜温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柳宗元请教，其实并不是真心求教学问，而是希求柳宗元为之揄扬，故而在写给柳宗元的信中，言辞极尽阿谀谄媚，把柳称为当今的“周、孔”，就是周公、孔子。柳宗元很厌恶这样的阿谀，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如此阿谀实在是太过分，今天你见到我，把我称为“周、孔”，以后你见到其他人，又要把人家称为“周、孔”，“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意思是，你那里的“周、孔”怎么这么多呢？这讽刺也是够辛辣的了。

柳宗元厌恶这样的风气，他明确表示，自己要力避师名，对于真心向学的人，他愿意教授指导，但绝不要“师”的名分，所谓“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事实上，柳宗元贬谪期间，对许多求教者都给予过真诚的指点，但是他的性格和身为贬谪之人的现实处境，使得他更希望洁身自好，以拒师名来保证道义学问之交的纯洁，而不是像韩愈那样奋不顾身地抗颜为师。这是柳宗元的无奈，但也反衬出韩愈提倡师道的担当勇气。与韩柳同时的吕温，也对师道沦丧不满，但从今天留存的文献，还见不到他弘扬师道的具体实践。韩愈抗颜为师，其卓越之识见与无畏之气魄，的确迥出众人之上。《旧唐书》韩愈本传上记载，韩愈“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如此奖掖后进，可谓倾尽心力，即使超出自己的能力，也豪不介意。

师道的巨大影响

韩愈所期望树立的师道，所希望建立的弘道为本的师生关系，在唐代并未获得广泛响应，晚唐皮日休曾请求朝廷令韩愈配享太学，也未得到准许。但随着新儒学在北宋以后的不断发展，韩愈的师道观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推尊师道，成为北宋儒学复兴极为重要的内容。欧阳修取法韩愈，其成就被苏轼称为“斯文有传，学者有师”，苏轼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

北宋士人提倡师道，注重兴学。在学校教育上，尤其注意超越科举应试的束缚，倡导修身治国、明体达用之学。例如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就以化育人才而著名。他认为科举之学让士人浮薄庸俗，士人沉溺其中，就会忘记修身弘道的追求。他身体力行，以德行实学作育人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胡瑗这样的弘道兴学之举，在庆历时期蔚然成风，全祖望《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云：“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这里提到的戚同文、孙复，也和胡瑗一样讲明正学，而且他们得到了在朝廷任职的韩琦、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支持，因此师道大兴。

宋代以下，这一传统仍然绵延不绝。与官方教育机构相对的民间教育机构书院，在宋元明清历代都十分兴盛。书院往往能突破科举的藩篱，让士人接受才德的全面教育。直到近代，书院传统仍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毛泽东主席早年就曾经就读岳麓书院，梁漱溟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勉仁书院，马一浮先生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这些都体现出书院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唐的思想环境里，韩愈提倡师道，也与佛教、道教的激发有关。僧人与道士的弘法、传法，对佛、老流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唐禅宗流行，禅师对众生的接引，正与韩愈所理解的“师”形成某种参照。惠能是不识字的獦獠，因为有明心见性的彻悟，而成为禅宗六祖，这与韩愈所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颇为类似的。道教也同样重视“师”，将“道”、“经”、“师”奉为三宝，认为要靠“师”来引导修行者进入正途。这些对韩愈弘扬儒家师道，都会存在间接的影响。韩愈弘扬师道不仅有巨大的勇气，更有面对中唐复杂思想环境的深刻思考，这是他提倡师道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好，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将着重分析韩愈提倡古文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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