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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上一讲我们介绍了韩愈如何弘扬师道，这一讲我们将介绍韩愈如何以古文明道，成为影响持续千年的古文宗师。

文以明道

在北宋以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韩愈一直作为古文宗师，而受到高度推重。对韩愈来讲，写作古文不是一般的辞章之好，而是文以明道的体现。

韩愈要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他以“仁义”为核心来重新阐发儒学的制度传统，而以“仁义”为核心的“先王之教”要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就需要不把儒道当作教条，而是具有高度内在德性自觉的士大夫。而他提倡古文，就是培养和塑造德性内在之士大夫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只有在学习和创作“古文”的过程中，士人才能拥有发明儒道的能力，只有通过“古文”，儒道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韩愈所说的“古文”，是与“时文”、“今文”相对，人们容易单纯从形式上来理解“古”与“今”的差别，认为“古文”是回避八代以来，直到唐朝还十分流行的骈俪文风，追复先秦两汉以奇句单行为主的语言风格。事实上，韩愈所说的“古”是“古道”之“古”，主要着眼精神内涵，他认为作为“古文”的“三代两汉之文”，是先圣之道尚未被佛、老所掺杂淆乱的“古道”的体现，而八代之文，则是“古道”颓败之后的文风。因此，学习和创作“古文”，重在修辞以明“古道”，得其精神。而在具体的语言形式上，韩愈并未机械复古，而是在对前代之文广泛学习、博采众长中，创造出极富生命力的新文风，其间也明显包含了来自八代之文的影响。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谈到学习古文的艰苦过程：

“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意思就是说，在他学习古文的过程中，一定要非常专注地去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而且要体会其中的圣人之志。）

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一定要非常专注，让自己身心沉入其中。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意思是说，当自己要去创作古文的时候，一定要陈言务去，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其观于人也，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这个过程，首先是专注地学习圣人之文，要达到沉浸其中、身心若迷的状态。在提笔创作时，要务去陈言，对别人是不是讥笑也不要以为意。这样坚持数年，就可以清楚地分辨古书的正伪精粗，努力去除掉那些“伪”与虽正而不够精醇的地方，这时的创作就会意到笔随、文思泉涌。对于读者的意见，如果一片赞扬之声，反倒会很担心，是不是自己的创作还有投合时俗的地方。再磨练数年，就可以文气充沛浩荡。

这个古文的学习和创作过程，显然不是单纯文学辞章上的推敲研摹，而是不断体会圣人之文、圣人之志，在精神上不断修养砥砺以优入圣域的过程。其间精神修养不断提升的标志，就是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分辨“文”之正伪与精粗。拥有了如此精神境界的古文作者，在创作中会有充沛的气势和旺盛的精神力量，其行文必然“气盛言宜”。

气势奔放强烈

韩愈不仅对古文的意义有深刻地阐发，更以卓越的实践，在古文创作上取得巨大成绩。韩愈的古文，是文体和语言的全面创新，他取法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但绝不机械复古，他反感六朝流行的骈体文，但又吸取许多骈文的艺术要素，由此创造出极具个性与功力的古文语言。他的文章生气淋漓，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全面开创了宋代文化新格局的欧阳修，就十分景仰韩愈，他少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亲戚家的一个旧书篓里，发现了残破的韩愈文集，一读就被强烈吸引，从此一生都对韩文心追口摹。苏轼同样景仰韩文，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其父苏洵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同样对韩愈古文有深入的钻研。

韩愈的古文有着充沛的感情与气势，他在为好友孟郊赴任溧阳尉所创作的《送孟东野序》中，就提出古往今来的优秀作者，都是不平则鸣的“善鸣者”。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不平之鸣”，并不单纯指穷愁感愤之言，同时也包含了“鸣国家之盛”的欢乐之鸣，无论哪一种，都出自慷慨激越的心灵。

张弼草书韩愈《进学解》（图片来自网络）

韩愈认为只有这种关心世事、感情充沛的心灵，才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就赞扬草书大家张旭 “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喜怒，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的书法如鬼神一样变幻莫测，如此不可端倪的高超成就，源自他能将尽观天地事物之变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书法中。

相反，身为佛教徒的高闲上人，清静避世，对世界的变化漠然无应：“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韩愈认为，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创作艺术上的神品的。当然，韩愈这个看法有他的片面性，佛教徒的艺术创作并非像他说的全无足观，但是这个看法很典型地反映了韩愈关心社会、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复兴儒学的巨大热情也植根于此。

热烈的情感会形成充沛的气势，韩愈就非常强调做文“气盛言宜”。在《答李翊书》中，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意思是，文章有充沛的气势，就可以遣词造句自由挥洒，就好比江水水势盛大，就可以托起千帆竞渡。

韩愈的古文，文气充盈，笔力奔放，例如其《柳子厚墓志铭》，这篇文章指斥世态炎凉，感慨柳宗元之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如此参差跌宕的句式，营造出波澜起伏的奔涌气势。又如对柳宗元人生命运的慨叹：“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宗元“风波一跌逝万里”的悲剧让人扼腕，然而坎坷的遭遇，也成就了他的文章事业。韩愈以抑扬起伏的句式，充分抒发了对此的无尽感慨，字里行间，萦绕着难以抑制的深长叹惋。

韩愈为才德之士的坎坷命运慨叹，《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述了蓝田县丞崔斯立，想有一番作为却无法施展的愤懑；在《张中丞传后叙》中，他为英勇抵抗安、史叛军的张巡、许远鸣不平。张、许身后都受到非议和责难，韩愈力为之辩。这些都是气势充沛、情感激越的作品。

韩文的气势，不是一味挥洒倾泻，而是浓烈中有沉郁、奔放中有低回。例如《送董邵南序》感叹董邵南仕进无路，不得不远走他乡，到河北藩镇割据之地谋求出路，作者既不愿友人从事于割据之幕府，又对其在“明天子”之朝坎坷无成的命运深感无奈，全文顿挫抑扬，欲言又止，将对世事的愤郁笼罩在强烈的悲怆之情中。

其名篇《祭十二郎文》，是为其侄子韩老成创作的祭文。我们在前面提到，韩愈和其侄子老成都由韩愈兄长韩会夫妇抚养，两人有极深的感情。不幸的是，韩愈游宦在外时，老成得病去世。韩愈得到消息已经晚了，没能最后与老成见上一面。他十分痛苦，行文间对自己没能照顾好老成充满自责：“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

此文被明代茅坤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南宋论者有这样一个看法：“读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意思是诸葛亮的《出师表》表达了深厚的忠君之情，李密《陈情表》写孝敬祖母之心十分真挚，而韩愈这篇祭文，则是写兄弟友爱之情令人落泪。文章通过层层递进的自责抒写失去亲人的深悲巨痛，既悲怆又沉郁。北宋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意思是，韩愈文章像真正的长江大河，奔腾万里而又深沉博大，《祭十二郎文》就是这样的文字。读韩文既要感受其汹涌澎湃，又要领略其深沉浩瀚。

语言创新

韩愈古文极富创新性，他追求“自树立，不因循”，追求“唯陈言之务去”。他创造的许多词语、词组，都脍炙人口，成为人们长期使用的成语，例如含英咀华、种学绩文、去故就新、闳中肆外、雷厉风行、同工异曲、不平则鸣、垂头丧气、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曲尽其妙、颠倒是非。这些只是韩文所造新语的很小一部分，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等表达，也传诵不绝。

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孟頫行书《韩愈和卢郎中云夫寄示盘谷子歌卷》（图片来自网络）

与语言的创新同样吸引人的，是韩文构思的千变万化，他的《毛颖传》就充满奇思妙想，此文以隐喻和拟人的手法，为“毛颖”立传，用嬉笑怒骂来发泄心中的积郁。这种变态百出的笔墨，连韩愈的好友张籍都有些难以接受，认为韩文中这些“无实驳杂之说”，“有以累于令德”。但韩愈的好友柳宗元却给予高度的赞扬，近代文论家林纾更誉之为“千古奇文”（《韩柳文研究法》）。

“文章”在中国文化中地位重要

宋祁《新唐书·韩愈传赞》云“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事实上，韩愈之被尊为泰山北斗，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北宋时期，其巨大的影响力，自北宋以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以唐宋八大家的创作为代表的古文写作，成为延续千年的文章传统。这个传统在明代有唐慎之、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着力继承，在清代则有桐城派大力发扬。桐城派由方苞、姚鼐、刘大櫆倡其始，其后相沿不绝，直到晚清时期，由曾国藩等人大力提倡而再度中兴。桐城派对近现代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曾国藩则高度评价韩愈的功绩，有诗云“文笔昌黎百世师”，从苏东坡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到曾国藩这个评价，其间有着近千年的时间，韩愈崇高的地位没有动摇，而曾国藩的评价，更指出韩愈作为文章宗师的深远影响。

韩愈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是和他的古文成就密不可分的。他丰富的思考，蕴含在古文之中。韩愈作为文章宗师而成为思想大家，是和“文章”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明是斯文传统，极其重视“文”的意义，这与中国文明的强烈人文品格息息相关。韩愈的古文志在发明古道，这种文以明道的追求，我们可以通过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来理解。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即人可以积极地对道做出发明和弘扬。这种对人的推重，并不简单等同于近代以来对主体性的强调。在古人看来，人是处在往古来今、天地人伦的整体世界之中，重视人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世界之上而惟我独尊，而是要通过人的主动力来发明世界之道。中国传承不绝的诗文传统，就是“弘道”的重要方式，诗文的创作和交流，就是人和世界的交流，是明天地之道、达人伦之理。

修习诗文一直是人才养成的重要途径。为桐城派带来中兴的曾国藩，就很善于培养人才。曾长期追随他的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一文的附记中说：“余从公八年，前后出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时贤俊。余颇得晨夕晤谈，以扩见闻，充器识，皆文正提奖之力也。”曾国藩培养人就很注重文章写作，据记载他担任两江总督时，凡是比较重要的章奏，都让幕府中的幕僚各自起草一稿，然后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再经过精心修改之后，才作为正式文本发出去。这个写作过程看起来颇为繁琐，但幕僚在撰写章奏并被推敲修改的过程中，就会切实提升处事交流的能力。当然，这是从实用的层面去谈，诗文的境界体会、气质涵养，其意义更为丰富。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称赞韩愈文章“如空中日影，大海中雷声”，其深邃和廓大，正映射了世界的无限丰富。

综上所述，韩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将儒学更新为“新儒学”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弘扬师道，为中国人开拓了新的行为方式；创作古文、文以明道，为中国人创造了新的表达方式。韩愈倡导了中国文化在思想、行为、表达三个方面的巨大改变，他被称为精神导师、文章宗师而受到后人的高度敬仰，是当之无愧的。在北宋以下一千年多年的时间里，他是塑造中国文化最有成就和影响的设计师，对他伟大的文化贡献，我们要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认识。

关于韩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具体谈一谈如何读懂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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