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绿营兵没有战斗力，所以曾国藩决心创立湘军。那么曾国藩没打过仗，没带过兵，他怎么能保证他的军队比绿营兵更有战斗力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时候，并没有先去想“我的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分析了“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绿营兵没有战斗力的第一个原因是腐败。晚清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

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去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曾经向上级汇报，说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他们根本就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

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说士兵们不会打仗，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这个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我们前面讲过，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也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对军队也是这样，这个薄俸制，到了军队就叫低饷制。

清代的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是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过是二两百银。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的，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是他们全家的总收入。按照今天的币值，这点钱不到四百块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就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候，在福建当道员的张集馨曾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贩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或者去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也就都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比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处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本来是用来训练的，你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还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有的时候甚至还出动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那么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长年都这样，没有人管，难以取缔，主要的原因是当然是清代的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你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一点，因为总督如果不挂这个兵部尚书衔，可能是个正二品，也就是说提督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他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多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过是一千两。

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进行非法寻租。

清朝军队，从士兵到将军，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成为清朝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必然就影响军队的“稳定”。因此，张宏杰老师认为，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薄俸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

吃了什么大亏呢？

第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清代中前期，这个国家的军队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到了曾国藩时代，国家正规军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这样一个外交官，出使中国，他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后来写了本游记叫做《窥视紫禁城》，在这本游记当中他这样描写他所过的这次训练，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所以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是到了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士兵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人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就开始了。砰！这个大炮响了一声，炮弹根本没飞出去，就落在大炮旁边，参领放下旗子，表示射击很成功。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他说：“中国的炮兵和欧洲的炮兵根本没法相比，中国人打炮和欧洲人只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大炮发出的响声是一样的，其他方面都不一样。”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了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比试什么呢？比这个射箭和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一枪一箭没能射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最后呢只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光是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同样是不堪一击。

后来成为曾国藩心腹幕僚的赵烈文的行书手札（图片来自网络）

道光三十年，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天国。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跟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他的原文说：“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那么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他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就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人，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人，还是没有人向前冲锋。你说这样的军队，它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就是实行厚赏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湘军士兵的收入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这样高的军饷标准让士兵就能够专心训练，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办法，湘军中中级军官每个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五十两，那么一年也就是一千八百两。我们前面说了，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呢，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那么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那么高级军官的收入那就更高了。

曾国藩规定，统帅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是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因此，很多湘军军官光靠拿工资就发了财。比如湘军中很有名的名将李续宾，带兵六年，积攒了几万两白银。曾国藩是一个文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中国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唱高调，我们要靠精神，不要靠物质，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所以曾国藩先用厚饷让人安定下来，这样才有可能谈到其他。物质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厚饷制，是曾国藩的第一个创新。

那么建立了厚饷制之后，曾国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军队中抓廉政建设了。曾国藩深知廉洁才能出战斗力，他对军官们反复提醒说：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有两点，一是看打仗时看你敢不敢冲在前面；第二个就是看你在钱上头，干不干净，只有你本身不贪污，士兵才服你，打仗时才听你的指挥。曾国藩的原话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曾国藩不光是这样说，他自己也带头这样做。

曾国藩是湘军的最高统帅，他最高时候指挥20多万人，我们如果仅以统帅一万人这个级别的军官来计算他的收入，他一年的净收入是五千四百两。如果这样算的话，他带兵十一年半，合法工资收入可以达到六万多两。更何况曾国藩在湘军财政上，他是实行“一支笔”，也就是说他对湘军的所有收入都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么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没有国家拨款，军费基本上要靠曾国藩自筹，那么怎么花，当然也是由曾国藩自己说了算。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三年镇压完太平天国，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那么如果在三千万两当中搞个一二百万，那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

虽然有太多机会搞钱，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曾国藩却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到处人皆敬重。”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贪财、守信用、很谦虚，不自以为是，那么人们都会敬重他。我们要修身养性，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这“三不”就是值得用心体悟。曾国藩带兵打仗后赚的钱比以前多了许多倍，但是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在北京做京官期间，曾国藩虽然穷，但是出于孝心，每年怎么苦，也要往家里寄二百两银子，供家里花用。然而带兵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一百两，也就是说，从军之后寄回家里的钱少了一半。那么，曾国藩收入高了，寄回家的银子为什么反而少了呢？

因为曾国藩出山的时候，他曾经发过一个叫“不要钱”的誓言。刚刚出山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曾国藩曾经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在金钱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率。那么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往家里头大笔寄钱，叫人家对他指指点点。

那么不往家里寄钱，曾国藩带兵这么多年，他积攒的合法工资都花哪儿了呢？主要是用于军队开支了。咸丰七年曾国藩回老家时，曾给弟弟曾国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也就是说，他在江苏有一笔一万五千两的收入，本来是可以归个人支配的，但是他交到省财政去了，补充军饷了。所以大人物做事就是这样，他知道金钱的力量，但是自己对金钱，却不以为意。你看古往今来，很多大人物，都是这样，他们挥金如土，但是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

因为曾国藩很注重廉政，所以湘军的风气和当时的正规军就完全不同。咸丰十一年，有一个叫赵烈文的文人，来到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后来这个人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日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湘军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他又说：“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异：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也就是说，咸丰八年，赵烈文曾经到清朝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去过一次，他发现那的风气，跟湘军这里完全不同。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在这来了客人，根本没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在这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跟农民似的。所以赵烈文看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说曾国藩“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让人感动得要流泪，所以这是湘军有战斗力的第一个原因。

而且与此同时，虽然是采用了厚饷高薪政策，但是湘军跟国家正规军比起来，其实是远比正规军省钱。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清廷用九万多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军，两年多的时间，花掉的军饷是多少呢？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多，还没能取得胜利。而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苦战将近十二年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了，湘军的人数最后发展到二十万人，那么十二年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也仅仅是花了二千九百万两左右。可见湘军整体上是很节约的，湘军的军费利用效率比正规军高出不知多少倍。这个是我们说的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时候搞的第一个制度创新，非常成功的一个创新。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讲。

曾国藩一介文人，却练出了比清朝正规军强悍百倍的湘军，靠的正是体制上的创新，严于律己和严格治军。曾国藩治军的原则是：“用兵以得人心为第一要义，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爱民为治兵第一要务。归纳起来就是，治军要爱兵、爱民、得人心，只有这样，才能得人死力。聚拢人才很重要，厚饷激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团队领头羊的自身魅力。曾国藩挥金如土，却从不图一己之私，要求士兵奋勇杀敌，自己首先做到不怕死。“‘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曾国藩的这段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那么除了厚饷高薪，曾国藩创建湘军还搞了哪些制度创新？请听第十四回：组织创新，塑造军魂，曾国藩如何打造湘军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