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集讲了，曾国藩时代两江总督平均每年会给自己搞上十八万两的灰色收入。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也给自己搞这么多呢？换句话说，曾国藩是不是也是一个贪官呢？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那么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非常痛恨，他认为大清天下之所以危机重重，就是因为吏治不清。所以他说你要想根治大清天下的这个问题，只能从治理贪污腐败入手，所以他一直励志要做一个清官。因此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首先他就发誓要整顿官风，那么具体怎么整顿呢？

官场上，一直是讲究“亮相”，也就是一位新的官员，他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咸丰十年五月，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之后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要从他的大本营出发前往祁门。那么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这个官场来说，就是曾国藩的“亮相”之举。这一路曾国藩要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的各个码头，那么我们知道湘军上下一直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或者巡抚，眼睛都盼蓝了，现在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湘军上下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知道以后他们办事比以前就方便了。所以曾国藩预料到说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因为清代官场上对这个迎送仪式非常讲究的，有很多非常精细的“尺寸”。你比如上级来视察，那么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这个边界上去迎接？是不是要出城去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各种说法。那么上级来到之后，你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来款待？安排听几次戏？临走的时候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所以晚清有一位官员叫张集馨，他曾经写了一本自叙的年谱，他说他自己的这个从政岁月“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就是说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面，因为地方上往来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搞得他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他说“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迭复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那么对于这种风气曾国藩当然是非常清楚，所以在出发之前，他就曾经给这个水师将领一个叫杨载福，一个叫彭玉麟，水师的两员大将写信告诉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他说“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不要迎接，不要办酒席，不要放礼炮。

曾国藩写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然而官场的潜规则是什么呢？是上级可以宣布禁令，说我清正廉洁，什么都不收，不要搞排场。但是下级，却一定要过格招待，不守这些禁令，把上级侍候得舒舒服服，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地高兴。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还放起了礼炮。见此情景，曾国藩会怎么办呢？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在湘军内部通报批评杨载福、彭玉麟，说以后谁要是再这样搞，我要更严厉地处分。那么下属们一听，这才相信说，曾国藩的要求不是官样文章，所以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搞什么仪式了。曾国藩就以这样的举动，给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那么当了总督之后，曾国藩还遇到了另外一个没法儿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问题。我们知道，官员们要见上级的话，都要给他送见面礼。曾国藩给他的下属发了一条指令，不许收官场上例行的“见面礼”。那这个指令，就相当于每年少收几万两白银。

不过身在官场，你要是想自始至终一点儿礼都不收，那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是吧。你一点儿都不收就显得你这个人“不近人情”，这个和曾国藩的“和光同尘”的作风不相符，也不利于他和下属建立一些最基本的感情联系。所以曾国藩有的时候他实在拒绝不了，他就会从下属送来的这个礼物当中挑一两件不值钱的东西收下。比如咸丰十一年十月，湘军名将叫鲍超来到安庆，给曾国藩过生日，那么鲍超的这个军队，非常能打仗，也非常能抢，每次打完仗之后都要大抢三天。因此这个鲍超很有钱，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不管这一套，一共带来了十六大包礼物，其中有很多珍贵的珠宝和古玩。那么曾国藩一看笑了，曾国藩说既然你带来了，你就打开让我看看是什么吧。

于是，鲍超把这十六大包礼物放在桌子上，一样一样摊开，曾国藩细细看了一遍，最后从中挑了一件绣花的小帽收了下来，说这个帽子我很喜欢，别的你都带回去吧。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这一天这样记载，说鲍春霆来，春霆是鲍超的字，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璧”就是璧环的意思。那鲍超知道曾国藩的脾气是说一不二，没办法，只好又把这十六大包礼物带回去了。

那么我们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一位美籍华人的礼物。这个美籍华人是谁呢？就是著名的容闳。容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美的学生，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他回到中国，想为中国的这个当时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做点儿贡献，后来他就受曾国藩的委托携带六万八千两白银跑到美国去采购机器，准备要建造兵工厂。那么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了一批机器回到中国，向曾国藩汇报工作，那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南京了，他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这个容闳一定会给他送礼，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他特意写信给自己儿子的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也就是说容闳送的东西，你估量一下如果是不超过二十两白银那么你就收下来，超过二十两，你就还回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收礼，他有一条价格线，什么价格线呢？二十两白银相当于四千块钱。那么容闳送的到底是什么？价值多少？这个没找到相关的记载，那么以上我们就说的是曾国藩如何处理收礼的问题。

容闳（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曾国藩在官场上反腐，还有一个入手点，那就是管好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作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这个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这个门子也就是守门人，这些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他说不许凌辱州县官员，对人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我经常见到督抚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倨傲之色、严厉之声，这种作风实可痛恨。所以你们见到州县官员的时候，绝不可稍涉傲慢。

除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曾国藩对亲朋好友也有严格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手下的人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不准向有关衙门举荐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由于势之所在，其他人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概不准荐人入军队或者州县衙门。这里所说的门子，不过是总督身边的低级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他们怎么可能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其实，这个总督家“门子”的能量还真不能小觑，那么，官员家的“门子”都有哪些能耐呢？

这个就需要我们对清代的这个衙门的这个内部结构进行一点儿了解。门子确实从地位上说是非常低贱的，但是中国式权力运用的奥妙之处就在于这个经手人能否充分挖掘每份工作寻租的潜力。一个门子如果是把手里的这点儿权用好了，也能办很多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这个衙门内外交通的一个咽喉要道。所以，一个精明的门子他可以有以下的几个权力：

第一，他可以决定这个来访的客人能不能见到官员。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有门子进行通报，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就拥有一定程度上替这个官员挡驾的权力，那这个自然就有操纵的空间是吧。让谁见不让谁见，门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了算，因此门子的“合法收入”的第一条就是门包，谁想见长官都得给他一个门包。

第二，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很多的情报。这个官员今天心情怎么样？家里来了什么客人？跟别人都聊了一些什么？甚至对某件事儿做了什么批复？这些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要找官员办事的，首先就要必须笼络门子，那些精明的门子也很知道怎么把自己掌握的这些内部信息换成好处。清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县，有个人每个月固定向门子付三万文钱，也就是大约二十两白银，条件是让门子把他经手的所有文件都先给这个人看一遍。这个人就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大量政策信息。这是第二点，门子掌握的信息可以换钱。

第三，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首先得经过门子这一关。所谓雁过拔毛，就是你要想让你的礼品能够到长官面前，你先得给我来一份，所以我们看这个《红楼梦》第六十回当中，有这个柳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另外要给门房来一份儿，所以他们经常会有“外财”可发。你比如里面说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两小篓茯苓霜，另外再拿一篓给这个门子作为门礼。所以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门包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给督抚们送礼，但是你不能不给门子们送门包。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向皇帝汇报了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这个四万两的礼金，送的时候还要给门子送四千两的门礼，也就是门包，那么他的前任已经把这四万两巡抚的礼金给革掉了，但是门子的这个四千两门包还是得照常照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总督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如何管理这些人，对地方官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曾国藩才专门给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准则。

通过禁止迎送仪式、拒收礼品、约束工作人员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因为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那么这些潜规则是什么呢？

你比如第一条就是吃喝应酬，在官场这个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尽量从俗。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拒绝公款吃喝，但是不久之后，他发现这个要求难以贯彻，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所以同治十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阅兵。我们看他跟儿子曾纪泽通信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出他在苏州这些天，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天天拜客，天天看戏喝酒，参加宴会，所作所为，跟一般的官僚并无二致。

那么十月初他又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那么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他吃饭喝酒，然后请戏班子给他唱戏，给他预祝生日。到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那么曾国藩也不好意思让地方官破费太多，自己花钱摆了二十多桌，那这二十多桌，想必花了不少钱。

当然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一部分，更大的花销是什么呢？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这个冰敬和炭敬，以前我们在曾国藩做京官那个阶段已经讲过，曾国藩在做京官的时候，非常希望能收到地方官给他送的冰敬、炭敬，那么现在他做了地方官，所以他每年也要给北京他认识的官员，特别是湖南籍的京官每年冬天都要送炭敬，这笔钱每年要至少支出三千两。

那么除了炭敬，另外还有一项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从这儿走的时候，要给他送一笔路费，标准是每人送一百两左右。

咸丰四年户部官票（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除了冰敬、炭敬、程仪这些经常的支出，还有一项不经常的支出叫“别敬”。也就是地方官进京办事，那么你离开北京的时候要给认识的这些官员每个人送点儿钱，这个叫“别敬”。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见慈禧。那么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给京官们送“别敬”。因为他很多年没有到北京去了，京官中那些穷朋友，已经盼了他很多年了。那么这次离开北京的时候，他送了多少别敬呢？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的当中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也就是说他一共给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湖南湖北这五个省的京官一共送了一万四千两银子，但是他仍然认为送的不多。

那么除去人情往来，在官场上的“潜规则”需要用更大的银子。同治七年曾国藩平定完太平天国之后，又平定了捻军，天下彻底平定了。那么军费报销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要报销军费不可避免就遇到了“部费”问题。什么叫“部费”呢？就是说按照清代的这个财务制度，曾国藩要想报销，首先把这些年的军费你得分类报账，编成清册，送交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这个财政部，户部要检查你的帐薄，看看合不合理，有没有浮开的，有没有冒充的，发现这个帐簿如果是不合理，那就要打回去你重新填报，审查合格才给你报销。所以在报销的过程当中，户部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户部的态度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这个“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的多少。

如果说你钱送够了，你再不合理的开销，他也能高抬贵手，你钱要是不够，你这个账目再清楚他也能从这个鸡蛋里给你挑出骨头来。所以曾国藩，在报销之前，他就派李鸿章到北京打听一下说这个户部现在收“部费”标准是多少。李鸿章跑到北京打探了一番，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李鸿章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找了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户部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说百分之一点三的回扣率。那么你报销三千多万两的军费，你需要给他们四十万两的“部费”。

四十万两，这么大的数字，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人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于是，曾国藩高高兴兴把这八万两银子“部费”给了户部的办事员。我们知道，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一万八千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到一起，起码得三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那么，曾国藩花出去的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些钱来自曾国藩自己的小金库。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厅给自己设了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这个“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这几个海关送的“公费”，这就是曾国藩“小金库”的财源来源。那么用途，主要用于曾国藩官场上的应酬打点之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那么至于曾国藩自己的养廉银主要用于自己的家庭开支，自己私人的应酬。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曾国藩对公和私，分得是很清楚的。那么从这点来讲，曾国藩也搞小金库，也收灰色收入，他也收陋规，只不过他收得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纵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的资料当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任何一次把这个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贪官。那么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是“清官”，但是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他不是要做一个“清官”，他是要做成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大家都好名，这个都一样，但是我有了美名，必定有人因此承受骂名，原因很简单，你的能耐显示了别人的无能，相比之下，人家比我老曾更难为情。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而曾国藩的这种做官方式概括起来就是：内清而外浊，外圆而内方。那么曾国藩还有哪些修身养性和为官之道值得我们学习呢？张宏杰老师会在第十八集为您继续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