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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19日下午，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家》的第六章，那一章的标题恰好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大哥“觉新”刚刚开始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并借助于《家》自此获得延绵不绝的生命力。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大哥李尧枚却在第二天用自己亲手配制的毒药切断了他与这个俗世的一切牵绊。

巴金与大哥李尧枚的最后一面，是在《家》这部小说正式出版前4年，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回到上海，分别6年的哥哥从四川赶到上海来看他。两兄弟相见甚欢，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觉两人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哥哥“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那时的巴金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哥，正很吃力地维持着这个庞大的家族。不知是因为好面子还是怕让自己寄予厚望的弟弟失望，大哥李尧枚从不让巴金知道家里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

在此前，1926年，巴金曾专程赴苏州东吴大学探望已放寒假的三哥李尧林，跟三哥谈起准备去法国留学，但怕增加大哥负担的尧林不置可否。巴金考虑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短期生活费”。李尧枚收到弟弟的信，先是强调手头拮据，无法筹款，后又写信劝巴金推迟两三年出国。但巴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坚持要走”。

1923年巴金（右一）离开成都沿长江而下之前与家人的合影

大哥李尧枚是家中长子，“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喜欢化学的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中学毕业时，他的人生规划是投考上海或北京的名校，再赴德国深造。但父亲却令他早早成婚。虽然已和一位姑娘有了“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但他还是遵从父命，娶了父亲抓阄定下的张家小姐。为了补贴家用，他虽然伤心地大哭一场，却只能再一次遵从父命，为了24元的月薪踏入社会。

而巴金的性格却与大哥大为不同，巴金形容自己在这个大家族里的生存哲学是“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革命家丹东的那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也成了鼓励他对抗家庭束缚的精神信条。

然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孙的李尧枚，却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虽然早年的他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在无形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但父亲遽然去世后，二十出头的李尧枚就开始艰难地承担起这一大家族的生活。慢慢地，巴金发现大哥在那时的环境下变成了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一会儿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那时的巴金虽然还被大哥看作是一个小孩，但是进步的思想开始萌发。

也正是在最后一次相聚中，巴金告诉来上海探望他的大哥李尧枚，他想写一部小说《春梦》，也就是后来的《家》，他想把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写进去。后来，回到四川的大哥写信给巴金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当时的李尧枚也受《新青年》文章的影响，自己也想写一部书，但实在写不出来，既然弟弟想写，他觉得自己简直欢喜得不得了。

不过，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的这次重逢，后来回忆起来其实充满伤感。当时，李尧枚送了弟弟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巴金为他买了一张唱片，但大哥知道弟弟喜欢听，临别时又执意还给了弟弟。“文化大革命”之后，巴金发现了4封大哥李尧枚写给他的信。从李尧枚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也是位极其细腻而柔情之人，信中提到，“亲爱的弟弟，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

后来，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害了一场大病后却发现钱已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了产。李尧枚不愿死，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在第四次写了一封20多页的遗书后，他终于喝下毒药。

而巴金《家》中高家长子那个隐忍而懦弱的“觉新”，就是照着大哥写的，大哥自杀后，巴金感到自责，“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前面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巴金后来提到，关于小说里的觉新自杀还是不自杀，他也斗争了好久，最后在《秋》里几次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是遗憾的是，“觉新没有死，我大哥死了”。

然而14年后，巴金再一次体验了失去手足之痛。1945年，三哥李尧林因病在上海去世。

之前大哥李尧枚破产自杀后，家里只剩下16个银元，身后是一个支离破碎、却有十几口要养的大家。而养家的担子一下子落在了次子李尧林身上。出生于1904年的巴金，上面有二兄二姐，李尧林本是巴金的第二个哥哥，依照大家庭习惯，巴金则称李尧林为“三哥”。

巴金其实是与三哥李尧林一道，走出那个大家庭的。1923年4月，已在成都外专读了两年半书的尧林和巴金得悉，由于没有中学文凭，因而不能领毕业证书，尧林就想出了赴上海读书的主意。他们说服了二叔和继母，一起乘船驶离了家乡，从此开始各自不同的人生。

一端是不得不负担家里重任的大哥，另一端是一心要冲出旧式家庭桎梏的弟弟，处在中间的李尧林无奈地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当年，在得知弟弟巴金执意让大哥筹钱支持自己去法国的消息后，李尧林写信给巴金，劝他经常给家中写信，还在劝他如何与人相处，与巴金说道，“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

巴金

这些话，巴金当时并不容易听进去，李尧林死后，巴金才在纪念文章里懊悔不已。当时，其实李尧林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家中经济已发生困难，他靠做家庭教师来缴纳学费维持生活。巴金也是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想象中差很多。1929年，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相聚之前，也曾邀约三哥。但李尧林告之因暑假要给学生补课并没有赶到上海，那时的巴金并不能体会，从北京去上海的路费对三哥来说实属困难。为此，他也错过了与大哥的最后一面。

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李尧林资质并不在巴金之下，但在十几口人的生计面前，他放弃了可能的“自由”生活。他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回家，支撑十几口人的生活。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时的巴金已经在文坛有了足够名声，但不知是因为名声并没形成经济能力，还是已决心彻底走出旧家庭的他，在此方面并不在意，家庭负担全部压在三哥身上。

如果说大哥是为巴金作了精神牺牲，那么三哥李尧林则为巴金更多作了物质牺牲。三哥李尧林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10年，巴金三次来天津看望三哥，每次都看出哥哥的“疲倦，寂寞和衰老”，但李尧林总是淡然一笑，对自己的生活从无抱怨。

1933年，李尧林从天津到上海探望巴金，兄弟两人有了充分的交流时间。那时巴金的《激流》已在报纸上连载完，三哥也知道弟弟对“家”的看法，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这也是巴金后来才意识到的，三哥李尧林“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1939年某一天，正在上海的巴金听到楼下喊自己名字的声音，从窗下看去，正看到仰起头看自己的三哥，他几乎没认出来又黑又瘦的面孔。随后，李尧林在上海住了下来，开始动手译书，但身体已每况愈下。那时的巴金也开始写《秋》，每写完一章都要拿给李尧林看并请他提意见。《秋》出版后，巴金动身去了昆明，李尧林继续他在上海孤苦的生活。

1945年，已经在贵阳结婚的巴金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已失去联系多日的三哥。三哥李尧林回电：大病初愈，盼速归。随后，巴金夫妇多方奔走，花了两个多月赶到上海，才发现三哥早已病倒。李尧林起初不肯进医院，巴金也没有再坚持。待后来听三哥自己念叨“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时，才急急把李尧林送进医院。

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但对探病的朋友总是说“蛮好”。去世前两夜，三哥突然醒来，对陪伴自己的巴金长叹一声“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有点害怕的巴金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而这却是他们兄弟的最后一面。

李尧林只在医院坚持了7天便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身边的人却相信他其实是死于长期的营养不良。闻讯赶来的巴金站在三哥旁边，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自己的心。巴金感到，“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而三哥就是巴金《家》作品中的“觉民”的形象。现在，生活中的“觉民”也死了。把有限的全部收入都贡献给老家的三哥，死后只有一把“金钥匙”留给弟弟。这是他当年因成绩优秀而在毕业时得到的燕京大学的奖励，这把“金钥匙”，见证了三哥的优秀，也铭记了他为家庭所作的巨大牺牲。

三哥死后，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落在了巴金身上。这时，巴金才对两位哥哥的处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就像《家》作品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了三种不同的结局。巴金后来通过大量文字，表达他对两位兄长深深的负疚之情，他懊悔自己有些任性的执拗，不体谅大哥的处境，也没有多分担三哥的负担。

三哥李尧林被巴金安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后来，李尧林以“李林”名义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巴金用这笔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写道：“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那是巴金从李尧林以“李林”名义发表的译文中挑选出来的一句话。1945年底，巴金与妻子萧珊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巴金将她取名为“小林”，以纪念在这一年逝去的三哥。

这就是巴金《家》背后的故事，听来有些许五味杂陈。但是，之所以会有《家》这部作品，其实还是跟巴金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巴金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家中遭遇了怎样的变故，他又与家人之间有怎样的故事……这些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起点。经历了两位哥哥的相继离开，巴金面对的人生远比想象中更跌宕起伏。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为你讲述巴金的创作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撰文/薛芃

编辑/尤帆

注：本文内容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58期中发表的文章：

《“五四文人”巴金》，作者/朱文轶

《巴金—世纪文人的中国生存》，作者/吴琪

《巴金的<家>与家》，作者/李菁

《后半生巴金：挣扎于矛盾的“网”》，作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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