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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曾提到过，希望自己病重后安乐死，病痛中他曾无奈地说道，“我为你们而活”。似乎“活着”成了他的一个职责。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只要大家知道他还活着，好像身边就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所以即使重病在身，为了不给周围人添麻烦，老人永远是坚强地配合治疗。

2005年10月17日的下午，在病房的落地玻璃窗外，亲人朋友们从各地聚集过来，长久地注视着他们尊敬的百岁面孔，静静地送走老人的最后一程。据身边熟人介绍，这次是巴老的家属要求放弃抢救，他们不愿再看着他为别人而痛苦地活着，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其实，这不是一场没有预期的离别。当时101岁的巴金已经有6年没有离开过华东医院的这张病床了。自从1999年2月病重，巴老的病情时有反复，切开气管的老人已经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熟悉巴金的人都知道，病前老人胃口一向不错，遇到喜欢吃的东西总要给身边的人多留几份。老人也很注重仪表，即使晚年行动不便，凡客人到来，必定换上整齐的衣服；只要能走动，即使是对待普通晚辈，也一定坚持把客人送到门口。

临终前的生命已经无法让老人感受到乐趣了，切开气管后，清醒的思维和无法言说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折磨。熟人们探望得少了，一则同时代的老人们渐渐提前远行，二则巴老脆弱的身体极易被外界带入的病菌感染。而从内心情感上来说，看着巴老身上插满管子，假牙早已没法戴了，衣衫也难以讲究了，就像一个永远上着刑的人，看了让人难过。这对老人是一种折磨。他不愿意自己的这个样子被人看到。

除去身体的病痛，晚年巴金一直处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心灵折磨中。在起伏的政治运动中，身处其中的巴金既超脱不了当时的环境，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党之上的爱国主义，最初试图对新政权保持局外者的冷静，却终于被各种改造运动深深地拽了进去。

巴金

对于自我忏悔式的《随想录》，他曾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就个性而言，巴金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老实人。巴金好友、《收获》杂志主要创办人章靳以的女儿章洁思曾经回忆道，“我父亲与巴金是好友，母亲和萧珊是同学，萧珊当年把我母亲介绍给父亲，所以两家人就像一大家子一样，不分你我。萧珊和我母亲是闺密，有说不完的私房话”。巴金非常内向，和写作时下笔千言的外露情感很不一样。不高的个子，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

50年代，章靳以和巴金几乎天天见面或通电话，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有的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杂志，这让文学界激动不已。当时的编辑彭新琪记得，“章靳以开会的时候，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作为章靳以的学生，从1957年《收获》创刊开始就任编辑的老人彭新琪说，章靳以对积极加入共产党相当踊跃，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到《收获》主持工作，晚上还要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十分辛劳。比较而言，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着给予工作帮助，他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只希望用写作反映生活、表达理想。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收获》杂志当时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领域一共6个编辑，章靳以认为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他把这个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在做，非常融洽，像一个和睦的家庭。编辑部的合作方式一通到底，一个碰头会大家什么都知道了。

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为荣，《收获》杂志也成为了建国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长中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巴金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派，这场灾难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拿到后编辑觉得烫手，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篇《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的文章，表明态度，拥护党的领导，不是自由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动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那时候，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来看作品。

《收获》平时操作起来清样一式两份，一份让作者自己保存，方便以后出书，刊物出来后原稿寄回给作者，让他们自己保存。有一期编辑部给郭沫若寄了《蔡文姬》的清样，他办公室的人打来电话，提到郭说要改动稿子，这期不能发。于是编辑部又撤下稿子，换成老舍的《全家福》。彭新琪提到，“那时真是如履薄冰，但是大家内部非常团结。当时大家想得不深，想着那些非右派的作家总会有好的作品。”

1958年，55岁的巴金因为写了文章《法斯特的悲剧》，对最终抛弃了美国共产党的美国左派作家法斯特批判不力，自身遭祸。晚年他在《〈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里面提到当时的心境，“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

勉强写了一篇之后，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巴金的严厉批判。巴金当时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巴金描述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一度被突变的政治形势“灌了迷魂汤”的巴金，真心接受改造。当时在《收获》工作，被分派批判巴金的彭新琪清晰地记得巴金一丝不苟的性格，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巴老被打倒的时候，他非常真诚，真的觉得自己有错误。在上海作协楼下的煤气间里边，巴金、师陀、王西彦等都被要求写检查。有人比较会保护自己，称病不去劳动。但是巴金非常守规矩，极为老实的一个人，要他几点到就几点到，要写检查就认真地写检查。”

有一次巴金在复旦接受批判，他买了一份饭走在路上，复旦大学的一位学生走在旁边，偷偷地对他说:“巴金先生，我们非常敬重您。”巴金赶紧说:“不要不要，我真的有错。”在一旁的彭新琪觉得，一来他是怕学生受到牵连，二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有错。彭新琪亲眼所见，一方面心里很难受，但是看到巴金爱护青年，又觉得他很崇高。巴金温厚的性格使他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早年逃离封建家庭的巴金，说过自己“鞭挞的是制度，而不是人”，其实晚年他自己也时常提到，他的祖父非常疼爱孩子，父母也给了他无私的爱。内心感情丰富的巴金，等到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对家的眷恋使他甚至不愿意远行。巴金感慨到，自己40岁才结婚，等到有了家庭才知道家的温暖，原本晚婚是因为深感家的责任重大。

那是1944年，经过8年恋爱，40岁的巴金与萧珊在贵阳宣告结婚。巴金是萧珊的全部世界。根据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苡回忆，每次与巴金夫妇相聚，总是听萧珊念叨，“应该给李先生做个这个”，“李先生喜欢那个”。这里的“李先生”指的就是巴金，巴金本名叫作李尧棠。

1939年在西南联大外交系读书的萧珊

比巴金小13岁的萧珊，曾经是作家的崇拜者，在婚后则努力扮演好巴金夫人的角色。杨苡记得，她和丈夫赵瑞蕻去上海探望巴金夫妇，进了家，巴金接待他们，告之萧珊正在楼上洗澡。片刻，只见得萧珊穿着旗袍，脚踩白色高跟鞋从楼梯上慢慢走了下来。包括巴金在内，大家“扑哧”一下全乐了，“因为大家一直把她当小孩子，看她那个打扮，就好像小孩子在装新娘子、装大人一样，大家就忍不住笑了。”

对和睦家庭生活的眷恋也使得巴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章洁思回忆说，“我干妈萧珊特别有亲和力，成天嘻嘻哈哈的，笑起来真是银铃一般，高高挺挺，特别神气的一个人。每次到我家来，还没进家门，就一路喊着‘章大哥、章大哥’，未见人先闻声。”萧珊非常喜欢小孩，经常带着朋友的一大群孩子去吃饭、看电影，搂着大家，在章洁思心目中，她不是给人慈爱的年老的感觉，40多岁的人了，却像一个开心的大姑娘一样。小朋友们的生日她都记得，一定不会忘记每个人的礼物，还特别喜欢和孩子一起照相。这给了巴金带来了家庭上的温暖。

巴金虽然一直不善言辞，但在书信中对家人表达的热爱之情，让人感怀。即使90岁高龄，在给外孙女端端的信中，老人慈爱地说，“我要告诉你:祖父的爱、外公的爱是不要报偿的，是无穷无尽的，它永远在你身边，保护着你。你们不理解我，但是我爱你们。我仿佛还能够把你高高举起”。

巴金身边人也因为一些细微的事情，常常被寡言的老人所感动。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1985年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后，开始和巴老有了接触，在他看中，巴金是一个对自身道德要求非常高的人，对人特别的周到，甚至是恭谦。

巴金和外孙女在一起

晚年到杭州去疗养的时候，按照巴金的待遇，可以要求专列接待，但是巴金坚持只包下一个软卧包间，仅让家人随从。等到病情严重后，随行医护人员增多，才勉强同意包下一节车厢。在杭州养病期间，每一个给老人服务过的工作人员，都不忘专门准备一份小礼物，并且坚持疗养自己付钱。

彭新琪提到，早年的巴金常将稿费分给需要帮助的朋友，拮据的经济也是他晚婚的一个重要原因。等有了经济能力后，巴老仍旧生活得十分简单，彭新琪在他家吃过两顿饭，非常简朴，一次是阿姨做的饼，就着一点稀饭和咸菜，另一次是肉泥炒茄子，他对衣服穿着也没有太多要求。生活中也非常随性。晚辈去探望巴老的时候，有时候担心老人不喜欢人多，但是巴金乐意年轻人在自己面前开心地聊天，虽然东扯西拉，老人并不多插话，总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在巴老离世后，作为干女儿的章洁思回忆说，“听到巴老去世的消息，一夜未眠，我好像一下子回到父亲在华东医院病逝时的大厅，他睡在灵床上，盖着白布，旁边站着巴金、萧珊。虽然还没有到冬天，只是穿着毛衣，但是15岁的我浑身不停地抖，干妈萧珊从背后紧紧抱着我，要我哭出来，我就是抖得厉害，哭不出来。以前基本上都是干妈关心我们，这以后，巴老也开始像父亲一样疼爱我们”。

晚年的巴金很慈祥，在熟人面前偶尔也开开玩笑，如果遇到好写的笔，会让人家多买一些，送给熟人分享。晚年生病的时候，非常容易照顾，永远怕给别人添麻烦，很配合治疗。用上海话来说，他是非常好弄的一个人，一点也不刁。

巴金自称“五四运动产儿”，他的一生曾像圣徒一样追寻着“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内心痛苦而执着。早年的思想启蒙使他的心灵中一直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这个“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在个人道德层面约束着巴金。就在老人逝世前几天，家人还按照他的习惯，以“李尧棠”的本名为南亚地震捐款。年逾百岁、一生不拿工资、只靠稿费养活的写作者，此时已经默默地为国家捐款超过50万元。虽然直到逝世时，他的理想也没有完全实现;虽然人到中年时，残酷的政治运动让他暂时遗失了早年所追求的，但是老人坚持要在晚年把它们拣起来。

巴金曾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无论是早年逃离封建家庭束缚的决绝，还是晚年逃避心灵惩罚的彻底，这个一生爱国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在以不同的手段与形态，同人性及制度的层层牢网永不停歇地做斗争。巴金一生都以托尔斯泰为榜样，早在1994年4月2日的家信中，他就说道:“说真话，我并未放弃过手里的武器。我始终在疲乏地奋斗。现在我是疲乏多于战斗。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

撰文/薛芃

编辑/尤帆

注：本文内容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58期中发表的文章：

《“五四文人”巴金》，作者/朱文轶

《巴金—世纪文人的中国生存》，作者/吴琪

《巴金的<家>与家》，作者/李菁

《后半生巴金：挣扎于矛盾的“网”》，作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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