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你好，我是沈珂，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在这一节中，我将跟大家聊一聊中国语境中对波伏瓦的认识。

自80年代中后期，《第二性》在中国被引介、被宣传、被运用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真正的文本阅读是缺席的，真正的文本理解是缺失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成为争取女性解放的至理名言，争取男女平等最响亮、最有力的口号；“第二性”这一名词也不断地被引用，成为一个既具对抗性又不乏诗意的性别指称；《第二性》也便自然地被冠上了“女权主义运动教科书”之名。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下，这些表述是如何被固化下来，成为波伏瓦的个体标记？其背后又蕴含着怎么丰富的中国式解读？这些解读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被消化、被传播？

事实上，中国读者眼中的波伏瓦与因对西方女性解放运动作出理论贡献而被奉为“女权主义教母”的波伏瓦并不完全一致，确切地说，在中国，我们只是借用了这一头衔，更多的是为波伏瓦塑造了追求个体自由的独立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并因此成为走向女性自身解放、对抗父权社会的一个文化符号，如荒林所说，“西蒙·波伏娃本人的传奇与她的著作，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语境，更被当成一个时代的阅读时尚，以符号传播的意义而获得更为广泛地阅读” 。

从漫长的封建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女性始终阈于“三从四德”的教条中，笼罩在被物化的阴霾里，没有地位，不敢发声，更无自由可言，即使“五四”时期发出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微弱喊声，也很快消融在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中。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的保障，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在政治层面上的平等，一时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长期背负着家族、家庭、丈夫重重重压的中国女性，她们开始积极地极投身于社会建设、社会活动中。

但事实是，“百分之八十的女性还把自己的未来幸福定位于家庭而非自我的独立与发展，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女性现状”。政治上的权利赋予她们能在职业上与男性一较高下的机会，而生理上的差异与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又使她们无法彻底摆脱家庭的责任。肩负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的中国女性始终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她们不能也不想完全地摆脱传统的束缚，希望继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受到八九十年代传入中国的新兴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们渴望通过工作、通过改造社会获得自我的全面发展和自我独立价值的体现。这时，波伏瓦“女权主义教母”的形象，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生活方式的参照，或者可以说是走出两难的范本：波伏瓦既通过《第二性》构建了属于自己又影响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最大程度地彰显了自我价值，而同时在与萨特的情爱关系中又不失女性气质。于是，有意识地将强化波伏瓦作为女性主义的符号也便成了理所当然。

有趣的是，作为“萨特的女人”的波伏瓦与作为“女权主义教母”的波伏瓦，原本两种形象的冲突与矛盾、理论上我们所认为的波伏瓦形象接受的尴尬，恰恰在这里与中国女性自身所面对的进退维谷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尽管有人诟病因为出身背景的缘故，波伏瓦带有“很浓重的贵族意识、精英意识” ，但波伏瓦作为一名知识女性所特有的精神高度，与萨特之间展开的智性对话，为我们打开了对另一女性群体——女性知识分子的认知。波伏瓦的个体经验不可复制，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在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并推动这些价值实现的同时，特别关注构成人类另一半的女性的生存状态，推进女性的全面解放，却是一个共同的命题。尤其是在遭遇市场经济冲击、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中国， “对知识女性进行价值定位时话语叙述重心却常常不在‘知识’（或与知识相关的能力、胸襟、品格等），而在‘女性’——这个消费时代最容易成为文化消费资源的性别” ，波伏瓦的个体力量或许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徘徊在“女人性”与“知识性”之间的女性知识者的出路与未来。

诚然，从写作《第二性》的初衷与完成的时间上看，波伏瓦并无意借此书宣告女性主义者的立场，树立女性主义者的形象，但显而易见，“女权主义教母”成了波伏瓦在中国最重要的标识，为人认识、熟知，并得以传播、蔓延。感性与理性力量共同编织的“独立、自由的女性知识分子”这一波伏瓦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中国女性的个体成长产生了某种感召力，并在她们内心深处激起了持久的回声。

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第二性》首先是一本关于波伏瓦自己的书，是波伏瓦基于自己女性身份进而对普遍的女性状况予以描述和分析。《第二性》中的事实依据，其普遍性是相对有限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妇女，以及小部分的美国底层黑人妇女，显然，这与中国妇女的真实处境、诉求、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脉络都大相径庭。这种种的差异本应使作为西方女性“圣经”的《第二性》在中国语境下举步维艰，但事实却是，对《第二性》的热情从未消退，对《第二性》的讨论也从未停止，与“女性”相关的话题中，引用、运用《第二性》频率高、范围广，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差呢？

究其原因，其一，“第二性”的命名以震撼女性心灵的方式使女性不得不鼓起直面自身处境的勇气。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 “第二性”是一个易于理解的词汇。与“第二性”相对的，是“第一性”，因此从重要性上，“第二性”是次要的；从关系上，“第二性”是从属的。即便缺少存在主义理论认识基础的普通读者也能很快在“第二性”这一命名的表述中完成对女性性别在历史与政治维度上的指认。其二，“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这一名句借由一种翻译语言，迅速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别变动与言说之中。人们有意识地抓住了“变”这一能够概括处在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的描述，迫不及待地将其宣扬成一种口号，告诉所有女性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实：女人的处境是可以改变的。显然，中国女性所寻求的“改变”与波伏瓦所说的女人是“变”成的，两个“变”之间的意义已经相去甚远，但被重新解读（误读）的这一观点却与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环境相应和。

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对波伏瓦理解上的偏差是真实的，对波伏瓦个人与作品的误读也是真实的，但更为真实的是，所有的误读都不仅仅源于理解能力的不足或是知识储备的匮乏，而是在那个当下，顺应历史进程和社会需求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如果说是我们曾经误读了波伏瓦，那么历史并没有误读波伏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只能听见心里想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么历史又何尝不是？

好，关于波伏瓦的讨论，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听了之后能够有所收获，也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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