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世骏。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是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欢迎和我一起走进20世纪十大思想家。

我们前面几节都是讲了哈贝马斯作为交往理性的理论家做的工作，下面我们讲一下哈贝马斯作为交往理性的实践者做的工作。当然，他作为交往理性的理论家和交往理性实践者这两者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联系的重要环节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

其实一提到哈贝马斯，大家想到他是“公共领域”概念权威的阐发者，其实他也是“公共领域”实践的倡导者、对于“公共领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推广者，甚至有人把他作为示范者。这一节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哲学家在“公共领域”能够和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要发挥好上面所讲那种中介作用，必须有一个开明的政治公共领域作为社会问题的感受器、人民意志的提炼场和理性主体的培育地。“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最重要概念之一；2004年11月，哈贝马斯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发表43年以后，哈贝马斯在京都获得一次重要学术奖时对观众们说，公共领域作为理性交往的空间，是他终身关注的问题；“公共领域”，“商谈”和“理性”这个概念三角形，在他作为学者的著作和他的政治生涯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什么是“公共领域”？前面提到，《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形成过程中进行了参与面非常广的公共讨论，这种讨论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公众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聚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大家共享的平台或媒体，分享信息、交流意见和争论观点，最后形成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

但上面这样描述的公共领域，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就其现实状态而言，公共领域不仅在近代诞生时就有基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排斥，而且在后来越来越受市场子系统和行政子系统的影响，从而发生哈贝马斯所说的“结构性转变”。哈贝马斯认为他作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发掘公共领域的理性化潜力，用好公共领域的理性化资源。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在概念分析、关注总体方面拥有优势，哲学的专业语言与与日常语言有密切联系，哲学家因此就应该比较善于在专家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专家文化不同领域之间进行转译和沟通。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后形而上学思维的条件下，现代性的儿女们如果还想从哲学那里得到以前人们从宗教那里得到的那种人生指导，是会失望的；但哲学家所做的类似于具体科学之“替身”和不同领域间“译员”的工作，却可以提高公共领域的开明程度，引导人们形成更加自觉的认同。

但哲学家一旦到了公共领域，他必须意识到他的主角角色并不是哲学家，而是公民；他必须想办法让自己的专业优势能被公众理解，但不能指望他的专业背景使他的公共发言一言九鼎。一方面，他认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不再是高于具体科学的特殊知识部门；哲学不仅要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讨论争辩，而且要与其他科学进行交流合作，因此在双重意义上具有科学研究的可错性。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虽然数十年如一日地论证和辩护交往理性，强调以交往理性形式出现的理性“决不是对道德和非道德同等地漠不关心的”，却也经常坦承，这种在理论上经过论证的道德直觉，未必能担保它一定会成为我们的行为动机。真正能成为行为动机的那些道德洞见，他认为并不是来自哲学，并不是来自读书；“我们获得我们的道德直觉是在父母的家里，而不是在学校里。”这里所说的“父母的家里”可以看做是一种比喻，比喻学术领域之外的生活场景，其中包括公共领域。

套用哈贝马斯在其九十岁生日演讲中讨论的三位德国哲学家的术语：康德所讨论的“道德”，要在黑格尔所讨论的“伦理生活”中培育，要得到马克思所讨论的“历史进程”的支持。哈贝马斯在用交往行动理论更新普遍主义道德的同时，把公共领域可以说既当作是属于“伦理生活”范畴的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也是当作是属于“历史进程”范畴的商议民主实践的重要环节。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实际上希望自己在公共领域中作为交往理论的实践者的工作，起到他在书斋教室中作为交往理论的理论家的工作所起不到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的个人经历当中，在公共领域中参与各种各样讨论，是一个极重要部分。从1953年7月在《法兰克福汇报》撰文“跟随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到今年4月与其他一些德国知名人士联名要求设立欧洲抗击新冠基金；从1950年代的被称作“复活节进军”的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主义抗议活动，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有关纳粹历史作用、德国统一方式、第一次海湾战争、政治避难权等等的争论，一直到最近十年来的有关欧洲一体化、生命伦理学、伊拉克战争和宗教在后世俗社会中的公共作用的争论，等等，哈贝马斯在将近七十年时间里，除了有一段时间还作为机构领导而从事管理以外，一直作为学者以著书立说的形式参加讨论争辩，也一直作为公民以撰文发言的方式参与讨论争辩。

著书立说和撰文发言的是同一个人，但以不同的角色；他希望这些角色在他那里既非并行不悖，亦非简单结合，而是在扮演其中某一个角色的时候，其他角色也能在其中看得出来的。哈贝马斯说他最生气的是有些人看不到他的角色区分，更不要说尊重这种区分，而把一切都混为一谈。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些混淆，哈贝马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既比他作为专业学者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也比他作为专业学者承受了更多的批评和创痛。1999年他公开支持北约军事干预南斯拉夫，引起了包括其同胞甚至其儿子在内的许多人的广泛批评，就是一例。好在他的交往理性的理论家兼实践者的身份，让他对这一切经历，有一个很好的反思角度：这些经历都属于“学习过程”，都是“从我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更值得重视的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参与所具有的超越其个体学习过程的意义。放在德国战后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来看，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深入参与，也可以看做是他要通过促成一种集体学习过程，来体现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的主要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主张：交往理性要真正得到捍卫，哲学家不仅要对它做理论解释，而且要对它做亲身实践，通过发挥哲学所特有的沟通日常生活与专业文化的能力、沟通专家文化不同领域的能力，通过跨领域、跨学科的“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不仅让社会尽可能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这是他的一本英译文集的书名），而且让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们经历合乎理性的“经由社会化的个体化过程”（这是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让他们不仅通过听课和读书而理解交往理性，而且通过渗透着交往理性的伦理生活和历史进程，而掌握交往理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家在“公共领域”能够和应当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集体学习的参与者和促进者，是在让自己做“好学生”的同时，为别人做“好助教”。说到底，理性交往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对人之为人以及人之成长不可缺少的学习过程的基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他用这个理论不仅建构了“公共领域”，“商谈”和“理性”之间的概念三角形，而且构筑了“论证”、“学习”与“批判”之间的概念三角形。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理性表达正因其具有可批判性，所以也具有可改进性；…‘论证’和‘学习’这两个概念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觉得，记住“论证”、“学习”和“批判”这三个概念，理解哈贝马斯上面这句话，就意味着我们陪着哈贝马斯这位交往理性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散步时，看到了相当美丽的风景。

好的，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这一讲最后，我提供了一份书单，供大家延伸阅读，也欢迎大家继续研读、讨论。我是童世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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