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筱一。欢迎和我一起走进“20世纪十大思想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这一讲，我跟大家聊聊罗兰·巴特。

这一讲的第一节，我来跟大家说说罗兰·巴特的生平。

怎样来叙述罗兰·巴特的传奇一生呢？顺序？从所谓的一岁丧父开始？青年时代罹患的肺结核？非常态的家庭生活？或者，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倒叙。像有些罗兰·巴特的传记作家所做的那样，从他的车祸以及离世开始，或者车祸导致的离世与此前三年的丧母，相伴一生的母亲离世之间的关联开始？再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从罗兰·巴特的“符号”（signe）一生切入：既然我们讲述的是对传记式批评给予最后一击的罗兰·巴特，也许我们也不应该再遵从传记批评的老路？

不过，无论是从童年顺叙，还是生命终点的那场车祸开始倒叙，似乎与罗兰·巴特的符号一生也并不矛盾。1980年，罗兰·巴特生命终结于那场据传并不严重的车祸之时，只有65岁。但这一生仍然横跨了法国的——同时也是欧洲的——20世纪。巴特的父亲是个海员，带着一艘由捕鱼船改装成的巡逻艇“蒙田号”与德国海军对垒，死于战场。父亲的过早离世，既是巴特一家在其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较为拮据的原因，也是他和母亲有着如此亲密关系的原因。巴特的独特风格是在与母亲的生活中形成的。相对于局势的动荡，与母亲和弟弟构成的“安稳”生活成为巴特生活与写作中的一个“不变量”。

如果说“中性”、“温和”，这些词可以成为巴特的关键词——即便是用来理解他的思想也错不到哪里去——这无疑首先和罗兰·巴特略显特别的家庭生活相关。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巴约纳（Bayonne）这个不足3万人口的小港度过的童年，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说，是“外省”，弥漫着的是“资产阶级”的气味。9岁前，罗兰·巴特一直生活在这里，尽管父亲去世，但他们一家在每周的周四与周日都去祖母家吃饭，这样的日子一直到1924年母亲带着他定居巴黎才结束。罗兰·巴特是把巴约纳当成自己的某种符号的，否则我们又如何理解他在《罗兰·巴特自述》中的这段话呢？“巴约纳，完美的城市：以河傍水，周边都是喧闹的小镇（姆斯罗尔镇，玛拉克镇，拉什帕耶镇，贝里斯镇），但巴约纳也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是小说世界的城市：普鲁斯特，巴尔扎克，普拉桑。）”（Bayonne, Bayonne, ville parfaite : fluviale, aérée d'entours sonores ( Mouserolles, Marrac, Lachepaillet, Beyris), et cependant ville enfermée, ville romanesque : Proust, Balzac, Plassans.）事实上，除了小说，还有音乐，他的姑姑是一位钢琴教师，家里总是传来钢琴练习曲的声音，以至于在他长大之后，钢琴声与童年也完美地联系了起来。——总之，在离开外省去到巴黎之前，罗兰·巴特尽管也已经沉浸在“封闭”的世界中，不乏孤独，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外省生活中对于感官所造成的一切冲击。

但是外省的节奏被巴黎打断了。固然他没有像加缪那样说，“巴黎没什么好的”，但最初在巴黎的遭遇却多是不快。并不友善的老师，家庭生活的拮据，还有此后纠缠了他一生的疾病。也是初到巴黎的时刻，罗兰·巴特的母亲结识了安德烈·萨勒泽多（André Salzedo），并很快怀孕，生下了罗兰的弟弟米歇尔·萨勒泽多。由于罗兰反对，巴特的母亲并没有和萨勒泽多结婚，以至于直到母亲去世之前，罗兰·巴特都拥有稳定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家庭结构，即一母二子，哪怕弟弟米歇尔结婚后也依然如此。在这个家庭结构中，罗兰·巴特承担着父亲和儿子的双重角色。既然他阻止了任何人以父亲的身份来到这个家庭中，他就必须承担起来：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是如此。

因为疾病的原故，罗兰·巴特没有能够像他的很多朋友或是路易大帝高中的同学那样——比如他自初三那年就认识的菲利普·勒贝罗尔（Philippe Rebeyrol）——拥有更加耀眼的文凭，甚至本科学业也进展也不顺利。他也因为需要和疾病做斗争而没有上前线和德军作斗争。如果说，罗兰·巴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迷恋戏剧，也因为戏剧而一直不乏小团体的活动，交往也比较充足，但他的身体却并不允许他从事更为剧烈的活动，包括政治上的活动。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总是温和地保持中立的态度吗？也许，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身体使他远离“主流”，因而他能够自由地出入理论与实践，并不会受到“主流”的挟制。

因为父亲的早逝，也因为疾病，罗兰·巴特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重叠在了一起，甚至他得以不用直接面对残酷的战争。学校的教育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文学教育是在家中完成的：除了普鲁斯特、巴尔扎克和左拉，还有青少年时代阅读的纪德。纪德出现在罗兰·巴特最早的批评文章里，那是关于纪德的《日记》的评注。终其一生，罗兰·巴特都受到了纪德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甚至他所演绎的不确定性有过之而无不及。随时以“日记”的方式记录思想的习惯，无惧前后的矛盾，这也部分解释了罗兰·巴特始终不愿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划定界限。当然我们能够想见，罗兰·巴特与纪德之间更大的关联是性取向。《背德者》中米歇尔的痛苦固然是纪德经历过的痛苦，而一旦成为“文本”，又如何能不“预设”了罗兰·巴特的痛苦呢？欲望是因为受到了压抑而变得格外地强烈，幸好它被罗兰·巴特举重若轻地化解在了写作中。比起纪德，他给了欲望——在那个时代还是非道德的，至少和他的妈姆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出口。不过罗兰·巴特一直要到《自述》，才节制地总结了自己和纪德的关系，他说，“纪德是我的原始语言，是我的原始起点，是我的文学滋养”。（Gide est ma langue originelle, mon Ursuppe, ma soupe littéraire.）

除了不同于学院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发现来的文学教育，疾病改变的还有罗兰·巴特写作和社交的方式。有意思的是，终其一生，罗兰·巴特并不孤单，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由于声名鹊起，他甚至有些厌烦。不管怎么说，罗兰∙巴特始终被放置在某个群体里得到理解和阅读；他之所以可以凭借并不耀眼的学历进入并不是那么友好的巴黎知识分子圈，和一生中交往的大大小小的朋友或同道都有关系，除了中学时代的挚友菲利普··勒贝罗尔以外——菲利普在得到布加勒斯特法语学院院长的职务以后，也介绍罗兰·巴特到罗马尼亚任教，从而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能养活自己和母亲的工作——还有曾经也帮助过加缪的纳多（Nadeau），再之后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教法语时结识的，将他引进结构主义之门的格雷马斯（Algidas Julien Greimas）；当然，还有与福柯（Foucault），或者索莱尔斯（Sollers）、克里斯蒂娃（Christeva），他都过一致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是福柯——他具备罗兰·巴特所没有的破坏性——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保证了他的延续性，也保证了他成为一个永不过时的“现代主义者”。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进入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福柯是举荐者和主导者，至于是否拿到另一位他尊敬的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票，虽然是一个未知数，但从入选之前的情况来看，可能还是得到了他的支持的。

最后我们可以谈谈那场车祸了。这是所有罗兰·巴特的粉丝们都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他才结束和一些“大人物”的午餐，大人物中有后来成为总统的密特朗，还有密特朗任总统期间的文化部长雅克·朗。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知识界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无论罗兰·巴特有没有犹豫过去吃这顿饭，他毫无疑问在那时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法国文化标签之一。进入法兰西公学将他推到了荣誉的最高峰，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极具颠覆性的箴言。但是，为他欢呼也罢，或是反对他的煽情与空洞也罢，一切都在1980年2月25日这一天，在学府街（Rue des Ecoles）上，被一辆洗染工驾驶的小卡车终结了。包括他写了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的小说。

这一节就先讲到这里，本音频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到文稿中查看。下一节，我将为大家介绍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

转发海报，与思想家一起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