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的王斯秧。

司汤达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出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经历了法国社会动荡、政体更迭的时期，他有时支持拿破仑，有时支持共和政体，却又按照家庭传统，保持着贵族观点和趣味。他赞成大革命带来的民主与政治自由，却又厌恶与之俱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趣味，认为十九世纪的人在金钱、政治、党派的争斗中变得虚伪冷漠、阴郁沉重，丧失了大革命之前轻快无忧的心境和雅致品位。他最初的理想是成为像莫里哀一样的喜剧作家，却又担心自己的玩笑过于微妙，观众无法领会。他说“自从民主制让无法理解微妙感觉的俗人坐满了剧院，我就把小说视为十九世纪的喜剧。”等他写了小说，仍然担心读者无法理解书中描绘的情感。

从他的精神成长来看，他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力，把敏感视为生活与审美最重要的品质，甚至是划分灵魂高低的首要标准；同时，他又从十八世纪哲学家那里继承了理性批判精神。他认为感性与理性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帮助人“寻找幸福”。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情感与理性自古被视为对立，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生命活动的原则与动力受到推崇，而情感被视为一种混乱，是人性中应该归顺于理性的成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更是强化了这种对立。但是司汤达意识到情感是判断的基础，也是认识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家通过实验确认人脑中参与情感进程的区域，证明人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证明了文学家的直觉。这样说来，别人眼里的矛盾，在司汤达看来都不是矛盾，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他说：“我喜欢反复琢磨我在意的事情；从不同的灵魂态度反复观看这些事件，我从中看出了新意，让它们变了样。”别人只看到一面的事情，他能看到正面和反面，形成至少一对观念。司汤达说自己是“悖论的制造者”，这里所说的“悖论”不是无解的难题，而是把事物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看到它的全貌，达到全面的认识。

▲青年时代的司汤达

1801年，18岁的司汤达在日记中写下他的人生信条：“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不幸都缘于我们对发生事件的错误看法。深刻地认识人，正确地判断事件，是走向幸福的一大步。”认识自我、正确推理，是寻找幸福的武器。怎样锻炼正确推理的能力呢？依靠严密的逻辑。他把哲学家特拉西的《逻辑学》当作锻炼思维能力的指导书。他在1804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深切地感受到，美德与精神成正比。”于是他冒雪去买来特拉西的作品，一口气读了六十多页。在写给他最喜爱的妹妹波利娜的一封信中，司汤达写了他的一个朋友，是个睿智可爱的年轻人，在外省任职四年之后回到巴黎，变成了一个偏颇愚钝的俗物。他说这个人在外省人当中随波逐流，逐渐失去了判断力与正确推理的能力。这一段分析并没有特别之处，有趣的是司汤达对这件事的反应：

我被这个事例吓坏了，深信没有正确的思想，就没有坚实的幸福，昨晚让人给我买了一本特拉西的《逻辑学》。……我打算重读这本书，或者至少每年重翻一遍，以保证我的思想时刻向光明敞开，或者如果碰上某人对我说：‘拉斐尔的圣母不是世界上最圣洁的画像’，或是‘梅于尔的音乐比契玛罗萨的音乐好’，我能够听听他的证据，再判断是否正确。

在司汤达看来，社会上充斥的“平庸错误的观点”会给人的思想带来侵害，他甚至用“有害的”、“传染”这两个生理学词汇来形容错误观点的影响，而《逻辑学》则成了抵挡毒害的“解毒药”。锻炼正确的思维方式，就像在不清洁的环境中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如果不坚持锻炼，就会流于怠惰与庸俗。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同理，司汤达虽然认为感受力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品质，但他从不忽略理性判断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功能是予人愉悦，令人动情，而要打动人心，首先要认识人心。这个“认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亲身感受过激情，二是审视与分析激情的能力，前者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后者需要冷静的理性。两者难以在同一个人身上达到平衡，因为最具感受力的往往是诗人，最具理性的则是哲学家。理想的状态是结合诗人与哲学家的特质。于是，他提出“诗人哲学家”概念，意味着诗人是深刻了解人性的人，既掌握真理，又能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触动人心。

司汤达希望清晰地解释情感运作的法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把数学应用于人心”司汤达认为精确是模糊的对立面，更是“虚伪”的对立面。他回忆起少年时厌恶周围的人夸张模糊的说话方式：“我热爱数学，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厌恶虚伪”。数学简明、清晰，包含可证实的真理，因此他要把数学的精确运用到对人的认识之中，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普遍法则，用统一的测度单位来标示莫名其状、难以捕捉的情感。他用强度与持久度来划分情感现象，预测激情持续的时间，各个阶段的进展。他在哲学笔记里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每一种激情带来的幸福和不幸的量”，他甚至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用于比较幸福的程度，与今天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

司汤达本来想写一部情感辞典，对人的每一种情感做分门别类的分析，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做准备。雄心勃勃的情感辞典最终没有问世，但是命运给了他一个机会，建立他的情感理论。1818年5月，司汤达在米兰结识他终生不忘的恋人梅蒂尔德，爱而不得，因情深笨拙惹怒对方，不再同他相见。于是他写了一部哲学论著《论爱情》，希望为自己的情感寻找一种客观的解释。他说：“我努力摒弃个人感情，以便充当一个冷静的哲学家。”这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寥寥，据司汤达说，11年里只卖出了17本，出版商对他说：可以说这是一本圣书，因为没人碰它。我们今天得知的这些难堪、失败的经历，都是司汤达自己说出来的，可见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虽然这本书不受欢迎，但是作者非常重视，里面不仅隐藏了他心里最深的秘密，而且用全新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爱情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举：“关于爱情的诗已经写了两千年，但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观察和描写爱情，就像卡巴尼斯观察和描写高烧或者其它任何一种病。”卡巴尼斯是观念学家，在1802年出版了代表作《人的肉体与道德的关系》，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人的精神与道德。《论爱情》反复强调作品的科学属性：“本书将简单地、理性地、可以说以数学的方法，解释先后相继的各种情感，这些情感共同构成称为‘爱’的激情”。书中把爱情称为“高烧”、“疯狂”、“疾病”，把研究方法称为“比较解剖学”、“人心的道德解剖课”，试图确认情感的症状，甚至像医学书一样，想要寻找治愈爱情的疗方。作者甚至把自己用科学冷静的手法来处理“人类最可怕的激情”这一举动比喻成“富兰克林在大胆的试验中捕捉天空的雷电”。

▲《司汤达论爱情》

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将爱情分为四类，把爱情的产生与发展分为七个步骤。第二部分把四类爱情分别放在六种性情不同的人身上，观察爱情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政体中的体现。作品开篇秩序井然，颇具科学气象，但很快开始逻辑涣散，思路混杂，论述自相矛盾。《论爱情》并不像作者设想的那样，有着数学般的清晰与严谨，反而成了他所有作品中最为晦涩难懂的一部。种种缺陷，都来自作品的主题与分析工具之间的不相匹配：想用“科学、逻辑和数学”工具来阐明这种“抗拒人类精神的所有努力”的激情，理性很快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司汤达说：“我竭尽全力保持冷峻。我的心有很多话想说，我却让它保持缄默。我总在担心，以为自己写下了真理，其实只不过写下了一声叹息。”《论爱情》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真理与叹息之间的矛盾。这个向往严谨的观念学家、清醒的战略家，首先是一个性情中人，全凭喜好与意气行事的人。在这一部追求冷静的智性思考的作品中，处处流露的“叹息”与浪漫主义胜过作者所追求的真理，强烈的感觉胜过了脆弱的推理。

时至今日，情感能否作为一门精确科学，仍然是情感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超出人的控制、超出理解的情感，本质上不可捕捉、更不可量化，是抵抗与悬置认识之物。而两百年以前，司汤达已经手持理性的解剖刀，开始剖析情感。虽然他出于艺术家的天性，最终超越了“科学的阴郁”，选择用诗学方式来捕捉情感，但他超前的情感理念与研究方法，隔着两个世纪与当代科学遥相呼应，显示出小说家对于人类情感复杂性的洞见。

在浪漫主义盛期以科学的方法处理“爱情”这一主题，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它能让作者与情感泛滥的浪漫主义保持距离，冷静地审视情感。司汤达在写作中一直保持这种理性克制、精确严谨的风格，毫不夸张，反而刻意精简和省略。促成他写作风格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是司汤达四十三岁才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五十岁写了《吕西安·勒万》（但是没有完成），五十四岁写出第三部《巴马修道院》，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正因为这些小说是晚期作品，保存了年轻人热烈的情感，又拉开了距离、以成熟的智慧来审视激情。时间和思考，让司汤达有了超越激情的立足点，才能够洞察秋毫地描绘激情。

1833年，司汤达的女友戈尔捷夫人写了一部小说《中尉》，请他提意见。司汤达说言辞太高贵、太夸张了，每一章至少要删掉50个最高级。“最高级”就是我们在言情偶像小说电视里经常看到的“全世界最美丽、最聪明、最善良的女孩子”、“最英俊、最富有的男人”这类表达。在十九世纪初期，小说有很大的女性读者群。司汤达说，外省生活烦闷，男人热衷于狩猎或农耕，他们可怜的另一半只能读小说解闷。所有的女性都读小说，只是受教育水平不一样，欣赏的小说类型也不一样，所以小说就分成了“女仆小说”和“沙龙小说”。听到这里，我们不要以为司汤达轻视女性。越是思想深刻的作家，越不容易形成偏见，更何况是把爱情、把女性的恩典当做人生头等大事的司汤达。他早年研读哲学的时候就打算写一本书探讨法国女性的性格，《论爱情》中用了很大篇幅谈论女性心理和教育，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拉米埃尔》以一个特立独行的自由女性为主角，被称为“女版的于连”。哲学家波伏娃在她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把司汤达视为女性主义的先驱，分析了他笔下的女性怎样反抗传统与偏见。这里，司汤达提到“女仆小说”，特意解释说：“我深感抱歉，这个粗俗的称呼是图书商发明的”。“为女仆而作的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不讲究艺术手法，只求情节离奇、催泪煽情的小说，在外省广受欢迎，却不能进入巴黎的沙龙；与之相对的“沙龙小说”追求真正的文学价值。司汤达最害怕的就是把作品写成感伤通俗小说之流，受到品位不高的读者欢迎。

女仆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塑造完美无缺的人物，男主角英俊潇洒，女主角纯洁无辜，命运悲惨。司汤达在二十岁思考情感体系时，就考虑过避免在作品中创造单一的、脸谱化的人物，他说“在每个人物身上逐一尝试所有的恶习与所有的美德，看看哪些适合这些人物。我觉得最好不要把瓦尔贝拉夫人写成一个纯粹的野心家。”他读到莫里哀的《悭吝人》，认为阿巴贡只具有吝啬这种激情，格调太低，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他设想一个摆阔的吝啬鬼，就比纯粹的吝啬鬼更为可笑，因为他怀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激情——吝啬与虚荣，而虚荣心恰是每个观众都有的情感，更容易让观众感同身受。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谈到《红与黑》的写作计划：“作者绝不会把于连写成一个女仆小说的主人公，而会指出他所有的缺点，灵魂中所有不好的想法。”他在《吕西安·勒万》中同样拒绝将人物理想化，直接在小说里写：“我们的主人公与时兴小说的人物大不相同，他远非完美无缺，甚至根本不完美。”在他的笔下，人时刻处在关系当中，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还被欲望、习惯、梦想等各种因素所左右，呈现出多种面貌。

女仆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夸张，用词模糊。司汤达读完戈尔捷夫人的小说，给出的建议是：“永远不要说：‘奥利维埃对海伦热烈的激情’。可怜的小说家要设法让人相信热烈的激情，但从不给它命名。”意思是说小说家应该用细节展示事物，而非命名或点评。他认为诗人不能说出真理，而要让观众说出真理。他不应该说：“若弗鲁瓦很好笑”，而是要让观众看过他的剧本之后说：“这个若弗鲁瓦真是可笑！”他要让观众感受到真理，而不是把真理告诉他们。”司汤达根据《中尉》的情节写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吕西安·勒万》。主人公是大银行家的儿子，单纯耿直，毫无社会经验。他到外省当兵，对·德夏斯特莱夫人产生感情，却受人挑拨，恋情落空。他回到巴黎家中，父亲好言安慰，让他非常感动。然后他去歌剧院度过了愉快的夜晚，把几位女伴一一送回家之后，在马车上想起与父亲的谈话：“凌晨一点，他一个人坐马车回家，对自己这一晚开始时真情流露感到惊奇。”作者认为这个情节写得精确，非常得意，在手稿旁标注：“这才是在小说中说‘他的情感狂乱热烈’的真正方法。”在另一处批注，他又写道：“我从不说：‘他享受着温柔流露的母爱，发自母亲肺腑的温柔劝告’，就像俗气小说中写的那样。我展示事物本身、对话，而且避免说这是一句令人感动的话。”他把自己的写作方法总结为“精确的化学”：“我精确描绘其他人会用一个模糊雄辩的词总结的东西。”

在司汤达的时代，很少有读者能够欣赏这种简练精确的写法，因此他生前并不出名，反而遭到包括雨果、福楼拜等大作家在内的读者诟病。就连唯一欣赏他的巴尔扎克，也建议他改进文笔。司汤达却回答：“我只关注事物的本质。”他发现作家所描绘的情感越模糊、越俗套，就越能引发大众的共鸣；精确描写独特的情感，反而少有回应，因为少有人体会。他最初想要成为广受欢迎的喜剧作家，逐渐变为只为“幸福的少数人”而作。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说，艺术家需要给同时代人带来最大限度的欢乐；渐渐地却将自己得到认可、获得荣耀的时间推到了未来。

他说“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或是“在1935年被人阅读”，他还说：“要取悦精心选择的、数量有限的观众；圈子由此开始，慢慢缩减，最终缩减到我一人。可以写一部作品，只有我喜欢，到2000年被认为很美。”这并非作者故作高冷，或是失意之中的自我安慰，而是赋予自己的一种自由，不再追求眼前的成功，也就不再受制于短浅的评判标准，而去实现更为长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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