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的一个露天茶馆中，市民一边喝盖碗茶一边摆龙门阵（蔡小川 摄）

人栖居于语言中。中国的书写文字有很强的稳定性，文本教育将语言统一和固定下来。但在言说层面，它的发音则是丰富和流变的，植根于我们的来处。这就是方言：它提供了与故土血脉相连的存在空间，承纳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经验。而这个记忆和情感的空间，正处于不断消逝中。

这一期有一位温州人写最难懂的方言之一温州话。温州人聚在一起说话的确就像鸟叫，对外地人来说是加密语言。她写道，她和一位云南朋友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但并不妨碍这位云南朋友笑话她是“南蛮鴃舌”（《孟子•滕文公上》）和“反舌”之人（反舌国，又称歧舌国，是《淮南子》记载的海外三十六国之一，其民称反舌民。高诱注“语不可知而自相晓”，即说话外人不能听懂，只有自己互相能懂，在《山海经》中亦有记载。）

而这“自相晓”的范围有多大呢？这位温州作者继续写，温州人“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名义上同为温州人，实际上语言并不相通，所以有“相逢一蓬草，说话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温州乐清清江以北说的是大荆话，清江以南说的是瓯语，一江之隔，两岸居民的方言大为不同。如此这般，温州人对“老乡”的地理概念规定得非常狭隘，几乎细分到“镇”。仅仅是温州人还称不上“老乡”，青田人、乐清人之间也从不用方言交流，一个镇的人才会互说家乡话。这样的情形，倒真如“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而“旁人听之，无义无味”，便触及一个无形的界限，这界限之内，才是“老乡”区别于外人的身份内核，私密的自由度和排他性是共生的。

而若不是读到这篇文章，我从不会知道听起来嘈杂的温州话，一写下来，却是安静和富有诗意的。在温州话里，“筷子”仍称“箸”，“勺子”叫“调羹”，“锅子”叫“镬”，“热水”称“汤”，这些都是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词汇，温州话里发音也近吴语，至今仍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日常物用中。又譬如，今年是“该年”，去年是“旧年”，明天是“明朝”（zhao）；早饭是“天光”，午饭是“日昼”，晚饭叫“黄昏”。这些对年岁日子和一日三餐诗意的称呼，都“一格一格分明地刻印了农耕时代的阳光”。这些美的体验蕴藉于方言中，言传之中该有多少心领神会。

现代汉语主要有七大方言：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它们都与古汉语及其前身紧密联系，相互之间也存在亲疏远近关系。在六大南方方言中，客家话和赣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和老湘语比较接近，最早形成的是吴语和老湘语，其次是粤语，再次是闽语，最后是赣语和客家话。我们这组文章的踏访路线基本根据这个关系来安排：兵分七路，在北京（黑麦）、上海（张星云）、湖北咸宁（陈璐）、广东梅州（卡生）、四川成都（薛芃）、陕西华阴（艾江涛）和福建泉州做实地踏访，既追溯这些方言形成的历史，也探寻它们作为仍然鲜活的语言容器所承载的生活方式。

我选择的踏访地点是泉州。写魏晋南北朝时，读到《隋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那时我揣摩着魏晋之际政治格局各种变动之外，南渡之人无时无刻不怀念故都洛阳的微妙思乡之情。南方虽是这些移民的”定居地“，但这些南渡者不仅被称为“侨人”，而且用原来北方的地名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只有名称，并无实土，“故土虽迁，存旧名”。他们顽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习惯，集群而居，自报家门，填写的籍贯总是北方故乡的郡县。那些去了东南沿海其他地方和港澳台地区的人，则被称为“客家人”。他们身居异乡，对于故乡阿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充满留恋，自称“阿洛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多数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福建客家土楼和泉州洛阳桥就是这种遗风的见证。这样，当我们决定下来写方言时，我选择来看一看泉州。

我触碰到“泉州人”这个身份的时刻，是采访梨园戏名角曾静萍。梨园戏是有很严谨程式的音乐，保留了许多宋元时期的表演样式，包括那时的肢体和文本语言。要品梨园戏的味道，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这是很难做到的。遇到与不懂梨园戏的人聊戏，曾静萍感到烦恼，“这本是我们应该坐下来一边品着茶或一边喝着酒，可以聊上三天三夜的事情”。闽南话有一些很凝练的表达，很多俚语从民间消失，但还保存在戏里，比如梨园戏《朱买臣》本身就是闽南方言的话剧。对梨园戏老戏迷来说，这部戏回味无穷，其中的大段独白非常生动，老本的语言里有粗俗的东西，还有拿人开涮和一些双关语的荤话和打情骂俏，闽南人听着很带劲。可惜的是，今天的泉州年轻人能听懂的已很稀少。 

曾静萍唱梨园戏，里面的许多话语是从奶奶那一辈人学来的，就是过去浸泡在生活里的语言。奶奶辈的人说话，吐字和咬字特别准，那种七音环绕的味道很难“学”来。说话的韵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对奶奶的那一个印象。作为大孙女，奶奶髋骨摔断后，她给奶奶洗了六年澡，每两天洗一次，跟奶奶说了很多话，“现在觉得那段经历特别受用”。她的奶奶年轻时做生意，待人接物很有个性，“说话很尖刻，而所有的尖刻又都是通过闽南语的俚语表达出来，常常一个字就能说出普通话中四五个词组合起来难以表达的意思”。比如，说孩子虽然调皮但又聪明有智慧，表达一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一个”yan”音就够了；说一个人迂腐啰嗦、又笨又酸、令人讨厌，一个“神”字就够了，闽南语短促的发音本身就充满了嫌弃的情感色彩；而说一个人“特别好”“好到极致”，往往得先骂一句粗话，有一种幽默的亲切在里面。虚音也蕴含着很多味道，像“没了”，闽南语念mo luo，“luo”的不同念法能表达很多变化的场景中不同的情绪，一拉长就有讨价还价的味道，斩钉截铁结束则有“不可能”的坚决；让人吃饭，“你夹”“夹哦”“夹哪”，随闽南话发音就能传达出客气、不耐烦，乃至厌恶的情感。闽南语又是很休闲的语言，韵腔很细腻，“泉州人听梨园戏，就是静静坐在那里让唱词旋律渗透进大脑神经系统，然后回到茶桌酒桌前，再用绵长的时间细细去聊戏，像这里空气的温度一样”。说梨园戏是保存古音的“化石”，其实它是不断流动着的、鲜活的语言，“靠的是一代代演员通过自己表演，不断的叠加完善”。

我们的聊天不算顺利。曾静萍希望来找她聊戏的人懂泉州话、懂戏，但她又矛盾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推广”这回事，方言只是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人的根。在她要求理解却不得的那份孤傲中，在我摸不到深入梨园戏肌理的词穷中，我第一次清晰感受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我们说着共同的普通话，但一个有着隐秘情感的世界存储在被称为方言的韵律和言说中，它不可被翻译。梨园戏是那一层把我们隔起来的表皮，也正是在这一层表皮内，包裹着泉州人的独一无二性：在无法进入的那个边界，我意识到自己身份的限度，这个限度却同时向我呈现了泉州人难以触及的一面——它存在于方言内部，在这个场所里进行着只有泉州人之间才能进行的交流，其中发生的一切都带有身份的意味。

这一期的这组文章形成了一个彼此补充的整体，有些地方相互冲突，有些地方相互印证。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一方面，00后年轻人嫌方言比普通话“土”，不再愿意说方言；另一方面，自觉回归到方言中的，是一些教育程度较高、包容性更强的文化人，眼界宽，思想里条框少，意识到母语方言的价值。

复旦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刘震在德国和印度求学期间，发现上海话与巴利语的相似性。巴利语是以印度西北方言为底本，从印度东部佛教诞生地和其他地区萃取出来的混合方言。他在上海进行了一段时间用方言讲学术的实验，“参加这些讲座的人，其实不光是在保护方言，而有一种对国家主义、对全球化的反思”。

翻译家周成林翻译过《奈保尔传》、毛姆的小说和约翰.伯格的《猪的土地》，是地道成都人，成都“低端”市井生活、菜市场和盖碗茶馆爱好者。作为翻译家，他对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天然屏障有这样的体悟：奈保尔是加勒比海长大的印度裔，一家人都操着浓重印度口音，英文发音不太标准不太地道，很难翻译原文的腔调。“很多滑稽幽默的包袱都埋在单词的错误拼写或拼读中，一旦翻译成象形文字，幽默讽刺的内涵就只能传达出十分之一”。

方言学家喜欢说，“礼失求诸于野”。这是指更古老的语音常常保存在更偏僻闭塞的村落，封闭有利于语音保持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方言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于一次次人口大迁徙中层层垒叠而形成的，它的语音层次中存储着人口流动的信息和痕迹。如果说中原地区的口音在不断的战争和民族融合中早已改变了模样，那么南方地区的方言在接纳北方移民的同时也容纳了这些变化，它的稳定性恰好存在于这种持续的流动性之中。然而，随着现代交通通信空间改变，语言开始迅速变化。这个浩浩荡荡几千年都相对稳定的传统在这短短几十年发生了断裂，很多读音开始消亡。当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失去附着的载体，其式微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我们对方言的逐渐退场并不能释然。也许我们无法挽留大多数方言，但这种挽留本身并非无意义的。至少，这可以使未来的普通话尽可能多地保留与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故土和我们的血缘的联系，保留它的丰富与生动。海德格尔说，人的所作所为俨然是语言的构成者和主宰，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是语言在说话，人只是在他倾听语言的承诺从而应合于语言之际才说话。在方言的韵律中，层层叠叠的历史发出回响，变幻挪移的空间投下踪影，祖先的灵魂栖居其中。让它们的声音继续向我们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