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重新相信爱情，学会如何去爱吗？

这是一个有些不可理喻的新时代：在通向爱情的道路上，它布下太多诱惑，同时设置太多障碍。在这个物质繁荣，人的欲望被无限放大的时代，我们变得更富足，也空前地感到匮乏；我们的交际半径空前扩大、频率空前提高，人的内心却空前孤独；我们如此孤独，却一再向自我中心主义中沦陷得更深；个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但人受到束缚的感觉却空前加深。我们还能重新相信爱情，学会如何去爱吗？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TPG/Alamy 供图）

你见过一个深情的人吗？

前段时间，一位在实习期间表现很优异的实习生来询问我她工作选择上的疑惑。她的简历很漂亮，不仅成绩好，兴趣活动、社会实践和实习经历也丰富。她收到了好几家用人单位的录取通知，其中有一家单位可以解决北京户口。现实来看，这无疑是很优厚的条件。可是，去这家可以解决户口的单位工作并不是她的职业梦想，她渴望更自由和更能发挥个性的市场化工作环境。举棋不定中，她说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只是给出了一个中年人诚实的想法。我建议她先去有户口的单位工作，理由是，工作单位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讲其实变动不居，一份工作毕竟不是恒久远的事，但爱情和家庭事关一辈子。“工作还可以换，但至少，将来不必为了未来孩子的户口而牺牲爱情”。

女孩选择了先去有户口的单位。她是这偌大北京城很幸运的人之一，这个选择看似不够潇洒、多了些实际的算计考量，但在人生更重要的事情上，她可以更纯粹更自由。只不过，她也为此付出了交易的代价。谁又能知道，她如果一毕业就进入一个更有活力的单位工作，人生轨迹会有多大不同呢？至少，她在毕业后最初几年所遇见的人将与她本来应遇见的人完全不同，这其中有多少与爱情失之交臂的概率？这交易明里看像人生道路上被迫留下的买路费，真正看不见的交易却是：以交出一个小一点的选择自由来博取更长期的终身自由，虽然这自由必然已变了形。对更多人来说，在这个大学毕业的关卡上，他们甚至没有出卖一次工作选择自由的选项，在他们往后的日子里，一个隐形的体系会露出真容，向他们索取更高昂的代价。这是一个大城市生活际遇的小小象征：“所有命运所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个法则被一个逃不掉的人为外力因素扭曲，一切都随之改变。

当我再一次看《纯真年代》这部根据伊迪斯·华顿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时，我的脑海中闪过的是这个女孩的北京故事。在那个19世纪70年代末的纽约上流社会，尽管有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习俗偏见，人们还能拥有只求为爱人付出、对爱人一无所求的真爱，所付出的代价无非是选择自我流放。在21世纪的北京，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一无所求”已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奢侈。

还有另一个从微博上读到的惨烈老年故事。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好多年，两个女儿不怎么管她，儿子又得癌症去世。有一天，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实在照顾不动老伴，从四楼跳了下去。当我读到这个故事时，脑海中浮现的竟是叶芝那首不朽的诗，《当你老了》。诗中有可以打盹的炉火，有昏黄不定的灯光，是一派安详的晚年时光，也只有在这样的安详氛围中，才能去描摹“爱你虔诚的灵魂”这样深情的诗句。我也想起罗兰·巴特老年时所写的《爱的絮语》，他如此深情地写自己对老去的爱人的爱如何随着时间流逝变得弥深。可是，他一定不曾在瘫痪的病床前感受过长期侍奉患者的折磨，也不曾经历过被子女遗弃之痛。如果他不得不承受这一切，还会有《爱的絮语》这样温情的低吟吗？哪怕我们能够超越对年轻肉体的欲望去希冀隽永之爱，哪怕我们能够克服人性的缺陷去畅想更持久的爱，太多现实际遇也可能剥夺我们爱的权利，摧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

几年前，我回到故乡成都，听说了一位远亲的故事。他在婚姻的中程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年轻女人，抛家弃女和那个女人住在了一起，彷佛拥有了新的人生。这个女人逐渐骗光了他的所有钱财和积蓄，然后从他的生活中消失掉了。带着对爱情的幻灭和绝望，他在厕所里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原配妻子因他的死既痛心不已，却也原谅了他，她为他写了悼亡诗。这个故事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出轨的私情，也不是行骗，而是这个男人的殉情。他不是为了被骗走的钱财而死，在成都这个地方，他总是还有许多容身的空间；他是为了情感的幻灭而死，也是为了对另一个女人的情感负疚而死。我想将他推向死亡的，自然有一个人的薄情，但更是另一个人的深情，这情感的浓烈可以让人如此决绝。读到他前妻的悼亡诗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写的一段话：“他一定会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旧日的温暖世界，为了抱着一个梦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是否有一种无形的事物，让他再难以适应这个时代？在成都这样一座深情的人们曾留下过影子的城市里，这位殉情的远亲想必体会到了财富的欲望如何偷偷交换掉昔人的一往情深，一切都向陌生的未来奔流而去，将过去抹去。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TPG/Alamy 供图）

我还见过一些深情的人，生活在被外部世界描摹为“乌托邦废墟”的俄罗斯土地上。我清晰记得一个莫斯科人向我讲述的她外公外婆的故事。她的外公在去乌克兰基辅的军事学院学习拖拉机技术时，在一次舞会上与外婆一见钟情。“但那时外公就要离开乌克兰回莫斯科了，于是舞会分别时，他对外婆说:‘1938年7月20日，我会在莫斯科车站等你。’那一天，他们真的在莫斯科车站见面了。他们住在莫斯科的小公寓里，公寓很朴素，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简单却又充满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的外公作为军官去参加战争，外婆留在莫斯科。1941年的新年将至，“外公的军队经过莫斯科，驻扎的地方与带着儿子住在莫斯科的外婆仅仅隔着一条莫斯科顿河。冬天，运河水面上全部都接了冰。虽然与纳粹军队离得非常近，他仍然跨过运河，来与外婆相聚”。战场上，她的外公给外婆写来一封又一封的信，外婆的回信是他生存和战斗下去的希望和光源。难道只有面朝死亡，我们才能获得爱情之重吗？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这样描述自己过去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们是人性的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战争教会了人们很多，巨大的痛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国家与个人是融为一体的。生活有意义，存在有意义，不像今天的莫斯科，充满着虚无”。如今，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从没有见过真正深情的人，没见过真正完整的人，也没有见过真正专心致志的人。能够为今天的公众提供新的替代性满足感的效仿楷模是电影明星、娱乐明星、企业家和政商界名流。过去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塑造的成熟的生命形象不再在现代社会中葆有活力，被人们所遗忘。随着过去那些人物形象的品格被淡忘，文化也逐渐遁入过去。

今天，当人们权衡爱情的条件时，会直言不讳地说“长相很重要，有钱也很重要”。我们甚至无法逃离从漫漫人类历史进化而来的基因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提出的要求。科学研究让我们对自身的人性认识得更深，文学里纯粹的浪漫爱情变得不再真实，那些天生就具有各种好条件的人物形象也不再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结。心理学家大卫•布斯有一项对来自三十三个国家的三十七名受访对象的调查，解释了人类爱情普遍的潜意识：从祖鲁村落到巴西城镇，男人喜欢朝气蓬勃、体态匀称的青春玉女，女性则偏爱家底殷实的有钱男人；年轻女孩往往会迷上开靓车的小伙子，年纪较大的女性会更看重男人是否有房有地或其他财产——对许多女人来说，温文尔雅的诗人不及迟钝而富有的银行家有魅力。这种潜意识里的爱情偏好与生物进化有关。子女的数量是“适者生存”的一个指标，把基因传给了下一代，从大自然的生存角度来讲就是胜利。在这种生物潜意识的驱动下，男女双方陷入一场求爱之舞，不断调整各自的动作以配合对方。只有步调一致，男女才有可能繁衍后代，令人类生命的律动生生不息。如果我们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也许我们根本就不会进化出爱情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但我们在进化史上分化成了男性和女性这一对派生物种，如若不融合基因，就只能归于沉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事实上，所有事关求爱与交配、结婚与离婚的人类仪式，都可以被视为一个个基因扩大的脚本，男男女女根据这些脚本互相诱惑，目的是自我复制——生物学家管这叫繁衍策略，心理学家和文学家将它美其名曰“对永恒的渴望”。

电影《纯真年代》剧照（TPG/Alamy 供图）

我们还能学习如何去爱吗？

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公司上班、养家糊口的人，有一天突然变成了一只虫子，无法再工作，他就被全家人所嫌弃，巴不得他早早死掉。电影《养家的人》有一点像卡夫卡故事的续集：赚钱养家的父亲有一天发现自己对于儿子可有可无，只要能为他继续提供生活方式即可。

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殊性质，对现代人的个性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本不断集中，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小企业被排挤出局；投在这些企业的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与经营这些企业的职能相分离。成千上万的股票持有者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它却由一个官僚管理机构经营，这个职业经理人工资很高，却不是企业的所有者，更感兴趣的不是最大利润，而是企业的扩大和自己的权力。在资本和劳动领域，主动权已由单个人转到了官僚机构，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独立性，转而依赖于大经济集团的管理者。庞大的集中化企业有着极端细微的分工，个人失去了个性，蜕变为机器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的人的问题可以这样概括：它需要大规模协调合作的人，需要消费胃口越来越大的人，需要趣味标准化、容易受影响、需求容易预测的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宣扬人应该自由和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权威，但实际上，它需要人自愿接受支配，愿意做期望他们做的事，愿意毫无摩擦地适应这个社会，毫无目的也能被鼓动——它需要只想获得成就、忙碌、发挥作用和继续生活的人”。

这样的基本社会结构对人的个性带来的改变是，现代社会的人逐渐疏远自己，疏远同胞，疏远自然，逐渐转化为商品，生命也成了投资，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必须获得最大利润。每个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附和群体的基础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为上不再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深重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这些感觉都源于不可克服的分离。现代文明提供了许多让人们不再意识到孤独的姑息剂：官僚主义化的机械工作程序让人们不再意识到人的最基本欲望，不再意识到对超越和统一和谐的渴望。人们通过娱乐程序、通过消费娱乐业提供的声音和表演，来克服无意识的绝望。现代人丰衣足食，得到了性的满足，不断宣言个性和自我，实际却没有自我，除了与人的最表层联系外，没有任何东西。人们习惯了交换和消费，人自身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交换和消费对象。

弗洛姆写道，现代社会中最能描述爱和被异化的婚姻的是“组合”的观念。“美满婚姻”被描述为合作顺利的组合，与雇佣工人应协同合作没有区别。男方和女方都有“理想型”人格设定：男方应该“适度独立”、平易近人、慷慨大度，同时胸怀大志、积极进取，丈夫应该“理解”妻子，应该帮助她，赞赏她的新衣服和她做的可口饭菜；当丈夫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妻子也应该理解他，认真倾听他谈及事业上的烦恼，如果他忘记了她的生日，她不应该生气，而应该谅解他。所有这类关系的总和构成了没有摩擦的关系，在一起生活的却始终是两个陌生人，他们对这种陌生却并不自知。夫妻和谐，以礼相待，谁都试图让对方感觉更良好，却都只是伪装的自己和伪装的关系。这种爱情婚姻观主要强调的是找到一个庇护人，以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独，像是两人结成联盟以反抗孤独的社会。这种双方的个人主义被误认为是爱情和亲密。在弗洛姆看来，这种“协作”和逃避孤寂的港湾的爱，是当代西方社会爱情瓦解的两种正常形式，是模式化了爱情的病态。

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剧照（IC photo供图）

电影《时时刻刻》里，一位中产阶级的妻子突然决定去自杀。她照例在家与儿子一起做生日蛋糕等丈夫回来，她体面的女邻居前来拜访告知她自己就未生育准备去医院手术，她的丈夫回到家来，在晚餐桌上氛围浪漫的时刻谈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初恋。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平静的死亡氛围中：在这些流逝的生活细节中，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真实存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流程的执行者；在丈夫的生活中她们也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扮演家职和生育职能的角色；她们带着妻子的面具与丈夫整日同处一室，丈夫也是带着角色面具的陌生人，真正活在他们心中的是一个青年时代少女的影子，只有那时他曾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这种窒息感与理查德·耶茨在《革命之路》中所表现的郊区中产阶级生活是相通的。当公司这个现代组织的秩序通过丈夫的工作慢慢渗透到妻子的生活中来时，她在日复一日重复的时间表中慢慢失去生活热情，直到有一天搬去巴黎重新点燃了她。她的绝望来自于她无从逃离这个已将丈夫卷入其中的秩序：当他得知自己意外升职，便对生活有了新的憧憬，决定不再去巴黎，而妻子无法接受这个安排。表面看，男人的安排不无道理，他是理性的，似乎也是为了家庭着想；只有女人看出了这个将真实的自己和家庭吞噬掉的社会秩序之下的虚无。

《消失的爱人》这部电影则是虚伪之爱的另一种形式——偶像崇拜。这种形式常有“伟大”和“激情”的体验。把所爱的人当偶像崇拜，抛开自身能力，把它投射到被爱的人身上，把被爱的人当成至善至美，当作爱、光明和幸福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剥夺了对自己力量的全部意识。然而，没有人能经常实现他对其偶像的期望，失望注定相伴而生，只有寻找新的偶像作为补救。这种爱开始时强烈而突然的恋爱感受，只不过表明了崇拜者自身的欲望。在《消失的爱人》中，男女爱上的都是对方伪装起来的那层君子淑女的面具，女人甚至还让男人不得不按照她伪装外表所对应的社会期待值来生活，没有任何腾挪空间。一层层伪装退去，内里的关系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仇恨，不存在任何爱的核心关系。

还有一种虚伪之爱，可以称为伤感的爱，在虚拟社交网络中普遍存在。它的虚伪本质在于：只在想入非非中体验爱情，而不是在与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存在中体验爱情。这种爱最普遍的形式是从荧屏图像、杂志上的爱情故事以及爱情歌曲中体验替代性的爱情满足。对于许多人来说，观赏屏幕上的故事是体验到爱情的唯一场合——不是他们自己互爱，而是一起作为他人的“爱”的旁观者。现代人可以爱许多遥远、抽象的人，可以生活在无尽的过去、未来和远方，却无法爱身边具体的家人、邻人和朋友，也无法享受此时此刻。那些做着爱情白日梦的人，那些爱着无穷远方、与所有人抽象共情的人，一旦回到两个具体人之间的现实生活中便冷漠了。

重建高度与深度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有一本小说叫《生命的层级》。在“高度之罪”这一章他写道，“你把以前从未放在一起的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于是，世界随之一变。也许，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但那没关系，世界总归是改变了”。在这一章里，他在讲热气球的历史、几次有名的航程和与热气球有关的人物轶事。热气球的发明把人类带离地面，标志着对“上帝”领域的访问和解放。在这些征服天空的人物中，有些人出于理性的求知欲望，有些人则出于冒险天性。其中有一位叫纳达尔的探险家属于理性这一类型。他也是一位摄影师，相较于水平物，对垂直物的高度与深度更感兴趣，包括道德、心理和物理深度。他是第一位拍摄巴黎下水道的摄影师，也潜入过地下墓穴，然后他把摄影与航空放在了一起，发明了航拍，从而建立了垂直高度——摄影和航空正是现代社会的两大象征。巴恩斯提到，纳达尔是一个极其爱妻子的人，在他五十五年的婚姻末期，妻子因中风瘫痪失语卧病在床，他不离不弃，亲自充当护士贴身照顾。

而另两位参与者伯恩哈特和伯纳比则更多出于冒险的激情，巴恩斯用“水平面上”一章来写他们的爱情。伯恩哈特是当时法国炙手可热的女星，伯纳比上校和她坠入了爱河。但对伯恩哈特来说，爱情虽然是真实的，但也必然是不持久的，她最终拒绝了他的求婚。困扰伯纳比的是，当对方看上去正热烈地爱着他的时候，是不是真心和诚恳的？还是伪装和欺骗？毕竟，她是一个演员，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楷模”形象。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里，巴恩斯才笔锋一转，谈起了自己的丧妻之痛。他没有过多地谈自己的私生活，也没有过多谈妻子，他的努力是在谈自己的悲伤，以及这种悲伤的水平面、高度和深度。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在一个不再有前世和来世的世界里，唯有在这样的垂直空间上，他能够追寻对亡妻的爱的真实性。

我想，重建高度和深度，也正是巴恩斯对爱情的理解，那就是：爱情离不开理性。理性是一种根植于人的思想和情感体验之中的信仰，它根植于有创造性的理智和情感活动，源于人对自己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和判断力的信任，也意味着对另一个人这种能力的信任。而非理性则根植于被认为是强大无比、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权威屈从，无视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如果没有理性，勇气和冒险只是虚无主义者的勇气和冒险，来源于对生活的摧毁态度和放弃，这与爱的勇气背道而驰。唯有理性驾驭的冒险和勇气，才是真正的爱和对生活的信仰。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让我想到写《小王子》的圣-埃克苏佩里所写的另一本书《风沙星辰》。这本书描述了圣-埃克苏佩里在撒哈拉沙漠飞机失事的经历。他所身处的世界的图景，不仅是一个由风沙星辰构成的自然世界，也是一个道德混乱、文明冲突的复杂时代，与我们今天颇有几分相似。当他以邮航飞行员身份穿越陌生山脉、沙漠，驻扎在对法国敌意很深的土地上，欧洲殖民帝国正在各地瓦解，欧洲本土即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而他的飞机却带他飞越文明的边界，看见一般人无法看到的瑰丽山河与奇峰异俗。

沙漠、星空、大海，人类一旦离开他熟悉的城市，就会明白自身的存在多么渺小。在飞行中，圣-埃克苏佩里学会了俯瞰，明白人类文明“不过是脆弱的金箔，只消一片火山、一片新生的海洋，一阵沙尘风暴，即可加以泯灭”。生活在沙漠中的日子里，他也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完全的孤独。他领悟到，岁月的脚步不断前进，而人却在他乡身不由己，大地的财富宛如沙丘的细沙在指间流去。面对无垠的沙漠，他找不到一点可供参考的地标，寻不着方位，一心一意只想要找到一口井，幻想在平滑无纹的沙地有一口口井，宛如秘密宝藏。“沙漠因为这些看不见的宝藏而闪闪发亮，在某个角落里，我们总可以期待一口深藏着的井”。正是这期待让沙漠的意义变得起来不同，孤独从而成为一种思念的形式。从沙漠历劫归来的他对爱有这样的理解：“爱不是相互凝望，而是一起凝望相同的方向”。 

我曾通过手机视频上看到过一张五千年来中国地图变迁的动图。时间以近乎数十年一秒的速度在屏幕上流逝，中国版图的边界不断收缩扩张，今天的帝都和所有曾经是帝都的城市一样，在这奔腾而过的历史河流中不过短暂地居于中心。这些曾经繁华一时的城市都曾历经陷落、沦为废墟，历经人口流失、偏居一隅、无人问津的沧桑。这个时候，我突然获得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那种俯瞰视角。我会想，今天人们汲汲以求的户口、房子、学籍、财富在数百年后都将时过境迁，不复存在，化为尘埃。我们真实存在过的痕迹唯有那一团无用的热情和曾经爱过的动作于天际间投下的影子。我们的肉身逃不过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种种设定一同运转时被碾轧的疼痛，但我们仍然唯有在爱中找到作为人类存在的唯一答案。

（参考书籍：海伦·费舍尔：《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中信出版社，2020年；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