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文物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财富。文物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是记录历史的“活影像”，是记录过去、延续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传承的历史价值弥足珍贵。虽然现在还有很多文物流落海外，不过这些作为各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无论它今天在哪儿，都一定闪烁着中华文明之光，传递着中华文明之火。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文物流落到海外的故事，这件文物在当时引起了两个博物馆的重点关注。原标题：明·智化寺万佛阁与智化殿藻井文章摘自《国宝100》作者：马未都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一大片老旧民居中，隐藏着一座明代古寺—智化寺。

智化寺是明代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 所建的家庙，至今已经走过575个年头了。王振出身平民，很小就入了宫，因为受到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喜爱得以在宫中读书学习，后来又被分配侍候明仁宗洪熙皇帝。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王振就接着侍奉宣德皇帝。由于王振做事勤恳，深受宣德皇帝的信任，接下来又被派去侍候刚出生的太子朱祁镇，并担任侍读。王振入宫后，受到了这四代皇帝的喜爱，可见他是个情商多么高的人。

智化寺的主要建筑自山门依次是由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及东西配殿(大智殿、藏殿)、如来殿、大悲堂这七座主建筑构成的。其中，如来殿内供如来佛，墙壁隔扇遍饰佛龛九千多个，所以又称万佛阁。智化寺内所有的建筑都以黑色琉璃瓦作顶。为什么用黑色呢？在古代建筑中，能够使用琉璃瓦的都是高等级的建筑。古代的琉璃瓦颜色有很多种，红、黄、蓝、白、绿、黑等等。在传统的“五行”说里，黑色是属水的，水能克火，所以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顶部覆黑色琉璃瓦，有镇火之意。比如故宫的藏书楼—文渊阁就是以黑琉璃瓦覆顶的，它最怕着火。佛经上有“四种色”之说：“息灾为白”“增益为黄”“敬爱为赤”“降伏为黑”。智化寺使用黑琉璃瓦除了代表建筑的等级高、以水镇火外，还有一层佛教的含义，那就是以佛的智慧降妖除魔，度化众生。

虽说智化寺是宦官王振的家庙，但从智化寺门前所立《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的记载上能看得很清楚，他说“悉捐己资，僦工市材，建兹宝刹……天地虽未尝责报于万物，而万物自不忘生成之德；圣人虽未尝责报于臣下，而臣下之心自不能忘恩德之重……”

这意思就是说，王振是自掏腰包建的智化寺，念及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4位皇帝的厚爱，特建寺庙以报答祖先的庇佑和恩宠，同时也教化民众，为国家祈福。你看，这就是一个人情商高的具体体现。对明朝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明朝从1368年建立到1644年灭亡，存续了276年，经历了17朝，16帝。为什么是16帝，不是17帝呢？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英宗朱祁镇一个人做了正统、天顺两朝皇帝，但他不是连任的。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在明朝历史上极为特殊，陶瓷史将这一时期称为“空白期”。就在智化寺建成的五年后，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大举入侵，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按照史籍的说法，王振先是“挟帝亲征”，又邀英宗途中参观自己在蔚州（今河北省张家口蔚县）的老宅，以致耽误了行程。当军队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时，被瓦剌军包围，明军彻底溃败。后来，据说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兵杀死。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自刎的，自杀殉国。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英宗复辟，马上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精忠祠，造木雕像，可见主仆情深。

此后的近300年间，智化寺内香火不绝。直到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曾参与过《明史》校阅工作的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路过智化寺，他看见寺里竟然还有前朝逆臣的塑像，很是不爽，于是上奏乾隆皇帝，请求清毁王振塑像。这一奏请居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从此，智化寺的名望日渐衰落。

时间一晃而过，到了1931年，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先生来到北京智化寺进行考察。根据刘敦桢的调查报告可知，智化寺虽墙垣倾颓，檐牙落地，但从主要建筑的木构、斗拱、彩绘、雕刻来看，智化寺大体保留了明代的旧观，是研究明代建筑，乃至唐、宋建筑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实物。但同时让他遗憾的是，建筑中的两座藻井都不见了！他将此事如实地记录在案。从那时起，两座遗失的藻井就成了建筑学界关注的话题。什么是藻井呢？藻井又叫绮井、覆海、斗八，这些词太生僻，非专业人士也不需要记它们。它是我国传统建筑中的顶棚特有的一种装饰形式，也是高等级建筑的天花中最显眼地方的一种装饰性很强的造型艺术。简单地说，有点像我们今天装饰天花板的吊顶，只不过古人的天花板装饰更加复杂，做出了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的凹面。因为看上去像凹进去的井，又刻绘有水生植物的饰样，所以得名“藻井”。现在我们在故宫的太和殿、天坛的祈年殿都可以看到明清皇家最高级别的藻井艺术。

除皇家殿堂外，北京城周边敕建的寺庙，比如法海寺、隆福寺、五塔寺等主要建筑也有精美的藻井。智化寺原本应该有三座精美绝伦的藻井，它们分别镶嵌在藏殿、智化殿和万佛阁的殿顶。藏殿内的藻井较之其他两座小一点，至今保存完好。而智化殿、万佛阁内的两座藻井，结构更加复杂，制作工艺精巧。它们均为斗八式，井框外边长4.35米，内边长4米。每格的边缘饰卷云、莲瓣、斗拱，空档内置佛家“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长。内八角与中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八条游龙，中央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垂首俯视向下。内八角与下边框之间镶嵌有空中楼阁，楼阁内置小佛像，采用斗拱支撑整个内八角。这些精美的藻井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这三座原本相生相伴、熠熠生辉的藻井为何失散了呢？另外两座藻井今天又在哪儿呢？就在刘敦桢先生来到北京考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初，一位24岁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劳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tickman 1907—1988）。

史克门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人，生于1906年，曾经在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1930年毕业后，根据哈佛与燕京大学交换学者的协议，他来到北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同时受雇于纳尔逊博物馆，为之搜求东方文物。说到纳尔逊博物馆，就不得不提及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William Rockhill Nelson，1841—1915）。这位纳尔逊先生和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是同乡，都来自美国的密苏里州。纳尔逊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位房地产开发商，1870年他在堪萨斯城创办了《星报》，又成为传媒大亨。1915年，纳尔逊去世。根据他的遗嘱，房地产生意的全部收入将用于购买艺术品，并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无独有偶，在堪萨斯城有一位爱好艺术的房地产商遗孀玛丽·阿特金斯（Mary Atkins）夫人，根据她生前的遗嘱，在她去世后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出，所有遗赠旨在建立一座对公众开放的艺术博物馆。后来双方的遗产委托人决定将二者的资产合并，创建一家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在1930年破土动工，1933年建成开馆，总耗资275万美元。这座博物馆就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类似这样的由社会名流出资创建的博物馆，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比比皆是。在西方或者欧洲国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私人创办博物馆。同时，这种私立博物馆的背后有一套完善的章程和体系，来确保博物馆的正常运行。就算是用你捐赠的钱购得的文物，放在你创建的、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里，如果你再想买卖、支配这些藏品也是不可能的，这些藏品进了博物馆就不再属于任何私人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是美国中部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顶级的博物馆之一，尤其是中国书画作品闻名于世。

1933年开馆之初，入藏的上千件中国艺术品大多数直接购买自中国本土，占据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总数的一半以上。其馆藏的诸多中国古代艺术精品多为史克门在中国购买所得。史克门是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开始他收购中国文物的“探索”生涯的。他当时出入于古玩市场，广交古董商，遍游华北各地。可能是命运的安排，让刚来中国不久的史克门遇到了入不敷出的智化寺。民国时期，智化寺收入拮据，经济窘迫，僧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卖物租屋无所不干。以前的人管出租殡葬用具和提供人力的商铺叫“杠房”，胡同口的杠房与智化寺关系密切。办丧事的人从杠房买来棺材，到寺里去做法事，无地埋葬的，灵柩就暂时停在寺中。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有些和尚沾上了大烟瘾，庙里的很多古柏都被卖掉给人家做了棺材。有一种传闻说，当时为史克门服务的古董商得知寺院的境况后，就暗暗着手替史克门与僧人们商谈怎么去买卖藻井。据久居智化寺附近，现在已故的老人们回忆，拆卸藻井那天刚好下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特意雇杠夫在晚上把藻井抬到古董商的家里。当时住持以800—1000元的价格把藻井卖给了古董商，古董商又加价转手卖给了史克门。

另外一种传闻说，智化寺的住持和尚曾向洋行老板借贷200大洋，到期却无力归还，洋行老板因多次讨债不成，看到院内放置的万佛阁藻井。这座藻井因多年失修，有松动下坠的危险，因为无力维修，就暂时把它卸下放置在院内，洋行老板便与主持商量用这藻井抵还欠债。洋行总有外国人来，史克门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得知洋行买了寺庙的藻井后，便出钱从洋行老板手中购得，偷偷地运往美国。直到1945年，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到美国讲学，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里惊奇地发现了正在展陈的万佛阁藻井，国人才知道其确切的下落。

然而，来自美国博物馆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一种说法是，当时的藻井被卖到了棺材铺，正要拆分，被美国人抢救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是，智化寺的僧人正要把藻井劈了当柴烧，“巧遇”美国人，被阻止并买下，后又通过私人捐赠的方式收藏于博物馆内。你看，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文化情感不同，说辞也就不一样。我们没办法深究其中的真相，总之，智化寺藻井是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背景下流出中国的。所以过去有句老话说，“太平文物，乱世黄金”，世道不好的时候，文物都会被拿去变钱。类似这样晚清民国时期受雇于国外各大博物馆，在中国“寻宝”的例子还有很多。说到中国文物的流失，不能不提及的人物之一，就是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哈佛大学著名的汉学家，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里开讲东方艺术的人。

无巧不成书，华尔纳正是史克门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华尔纳一面在哈佛当老师，一面接受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邀请，当东方艺术品的收藏顾问。他在1916年就曾作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顾问，来华搜集中国文物。1923年至1925年，他两次率哈佛探险队来华，在抵达敦煌后，用在胶水桶里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上，待布料干燥后，连同壁画一起揭了下来。华尔纳还用暴力手段把一尊唐代的彩绘观音像从基座上敲了下来，连同壁画和其他文物，一股脑儿地带到了美国。

这些文物现在还收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内。福格艺术博物馆是哈佛艺术博物馆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哈佛大学最古老的艺术博物馆。按照华尔纳的说法，他的这种行为是正规交易，因为他向莫高窟的看管者王圆箓道士支付了150美元。福格艺术博物馆也认为这些文物是他们当年从华尔纳手中全额购买的，而且有发票为证。民国前二十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这段时期，大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搜寻古物。史克门和华尔纳在中国不期而遇，心里都惦记着这藻井。这里还必须再提及另一个人，这个人叫霍拉斯·翟荫（Horace Howard Furness Jayne，1898—1975）。

霍拉斯·翟荫当时是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首任馆长，1923年至1925年间曾随华尔纳两次来到中国，两人交情很深。智化殿藻井入藏费城艺术博物馆，正是翟荫一手经办的，自然深谙个中原委。1987年，史克门在一封信中回忆道：“我虽然参观过智化寺几回，但未做深入研究。当我寻找殿内的藻井时，它已经不在了，我是从许多木匠手中买回来的，他们正准备用它做棺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将它从一种奇特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他不避讳揭翟荫的老底，在信中确认：翟荫曾为费城艺术博物馆买了一块同样的藻井。1986年5月，在美中教育访华协会工作的哈默德先生参观智化寺时，得知藻井流落美国，表示愿意帮忙弄清情况。哈默德先生回到美国后，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取得了联系。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告知另外一块藻井当时是被一位美国人买走后捐给费城艺术博物馆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翟荫。事情至此，可以确知，智化寺的两座流失海外的藻井于89年前，分别被受雇于美国最著名的两个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学者史克门与翟荫以购买的方式，将它们收入大洋彼岸博物馆的展厅中。

这是我们的一段非常沉痛的历史。祖上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存在了500年，但我们最终没有把它们看好，让它们漂洋过海，成了人家的陈列。为什么美国人如此热衷于把藻井搬到美国去呢？前面讲过，藻井在明清建筑中的地位非常高，通常用在皇家寺庙中神佛主像上方或者宫殿中帝王宝座的正上方。它的存在体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严。正因为藻井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如此强烈的象征意义，美国人才千方百计地想把它运回美国。智化寺藻井是明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无论它今天在哪儿，都一定闪烁着中华文明之光，传递着中华文明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