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罗斯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

1992年9月8日，欧洲各国的央行行长在巴塞尔的集会上，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公开宣布，德国不会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来保证欧洲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他对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关系没有信心。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很健全的货币。乔治·索罗斯当时就坐在听众席里，他很想确切知道，德国对欧洲统一到底有多少兴趣。施莱辛格的演讲结束后，索罗斯走上去问他，如何看待欧洲货币同盟？施莱辛格回答说，他喜欢欧洲货币的概念，但不喜欢“欧洲货币联盟”这个名字，他更喜欢它叫马克。索罗斯后来回忆：我心领神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德国马克的稳定，它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如果其他经济体无法消化这个目标，那它们的货币就应该贬值。“他的话鼓励我们做空意大利里拉，事实上，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他的话也指出英镑亦岌岌可危，而我们做空里拉所得的利润，让我们在狙击英镑上有冒险的实力。”

会后，索罗斯立即给纽约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kenmiller）打电话，对他说，里拉将贬值。德鲁肯米勒当时正做空英镑，他增加了赌注，做空里拉。1988年起，天才德鲁肯米勒已开始负责索罗斯量子基金的主要投资，柏林墙倒塌所创造的市场机会让他业绩辉煌。德鲁肯米勒是索罗斯理想的继承人，他发现，德国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胀，必将提高马克利率；而英国的房贷利率是浮动的，一旦英国提高利率来保护英镑的地位，英国家庭马上就会被房贷劫掠，衰退中的英国经济将遭受消费锐减的进一步打击。于是，他在1990年前就以15亿美元买进马克，卖出英镑。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时期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曾在《经济学人》工作了13年、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委的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他的《富可敌国：对冲基金和新精英的诞生》一书中写道：“记者们继续把量子基金的成功归功于索罗斯，部分是因为索罗斯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部分是因为德鲁肯米勒不喜欢处于聚光灯下，而索罗斯喜欢。”

当时索罗斯与德鲁肯米勒的分析是：英国央行仅有220亿英镑的储备，也就是大约440亿美元，市场上目前只有英格兰银行和其他支持英镑的中央银行会买进英镑。一旦英格兰银行用光了储备，它只能让英镑贬值。因此，只需要借到足够的钱，就能打败英格兰银行。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并未意识到危机将至，他信心百倍地宣布，英国将借72.5亿英镑，也就是14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当天，英镑应声升值。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对此却表示，“我们都乐了。我们正打算卖这么多”。索罗斯当即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1992年9月16日，英国政府决定把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但这一立场已无法维持。当晚，诺曼·拉蒙特面容憔悴地出现在镜头前，沉重地说：“今天是一个极度困难、极度动荡的一天。巨大的资金流持续地扰乱欧洲汇率机制的运作……政府决定，只有结束我们在欧洲汇率机制中的成员国身份，才能保障英国的最佳利益。”他宣告了英镑崩溃。在这个“黑色星期三”，量子基金赢得了10亿美元。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对本刊记者说：“索罗斯终结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那一协议确认了政府对汇率的影响和控制。”“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没有人想象过市场中的个人会战胜强大的中央银行。但80年代中期后，跨境的资金流动大大增加，增强了对冲基金的战斗力，权力的天平开始偏移。1992年8月，老布什政府曾指挥18个中央银行购买美元，但货币市场里的大量个人资本让央行们解决美元预算的努力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