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通过以来，中国的著作权法只修改过两次，分别发生在2001和2010年。这种平均十年一改的间隔，与国际大相径庭。“很多发达国家，著作权法基本每隔两三年就会修订一次，针对技术的革新和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著作权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认为，中国的著作权法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长期未动”和“相对被动”。

著作权法其实是一部调整人与人之间财产权关系的法律，但是，20多年前立法的时候，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意识，一部分人认为著作权法是保障创作者自由的法律，另一部分则认为，是禁止反动、淫秽作品出版传播的法律。

当美国提出知识产权和版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版权，高校里的研究者也很少，1979年介入的郑成思是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之后是1985年参与进来的刘春田，初稿借鉴的是国际公约、各国法律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当时撰写了很多背景材料，每个问题都用一篇千字文来解释。”

从1979年启动，到1988年底，出版局终于向法制局提供了著作权法的第一稿。

却是创作者们唯一能主张的权利。后来有人做了艺术加工，将《十五的月亮》的作曲稿酬结合歌名改成了“16元”，并流传下来。这种改动，其实也暗含了一种质疑，这样一首经典之作，让表演者董文华一曲成名，给公众带来了美的艺术享受，但创作者们获得的，却只有一次性的微薄稿费。创作不同于耕作纺织这类有形生产，灵感可遇不可求，真正得到灵感眷顾的佳作，更是屈指可数。对创作者而言，这种一次性的、无法体现作品优劣差异性的稿费回报方式是否合理？与之相对应的大背景，就是著作权法的空白，从1949到1990年的40年里，中国的著作权领域，一直是被忽视的。

我国稿费标准1949年以来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总的来说每况愈下。1949年各种报纸、杂志相继创刊，中央出台的稿费标准，借鉴的是苏联经验，大致如下：文艺类每千字10～20元，诗歌每20行算1000字，曲艺每40行算1000字，歌曲词曲作者各10～20元，电影剧本每部3000～8000元。各级报纸则根据级别订出相应标准，大多采用根据类别以篇计酬，比如新闻消息类、通讯类等等，报社内部的编辑、记者在本报发表的文章不计稿费